——《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第七章 纳谏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鼗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对一般人而言，听得进别人的劝说，也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从古流行到今。对人君而言，因其握有至高的权力，也同有七情六欲，纳谏就更形重要、也更难得。
中国史书向来重纳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记载的都很多。太宗熟读史书，以史为鉴，颇有心得。文中“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一句，就用了四个典故。
第一，“折槛”。汉成帝时，有个朱云，少时游侠，40岁时却开始读书了，成为博士，为槐里令。他认为安昌侯张禹尸位素餐，当着公卿的面，对皇帝说“臣愿赐尚方斩马，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皇上以张禹为师，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当即御史上前将朱云架出去要斩首。朱云用手攀住大殿的门槛，竟将门槛折断。朱云大呼道：“我能像从前的忠臣龙逢和比干那样死去，已经很满足了。但不知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在这危急关头，左将军辛庆忌力劝，叩头流血。皇上的怒气消解了，也就原谅了朱云。后来修理大殿门槛，皇上说：“不要更换，就把这根坏的留着，以表彰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汉书‧朱云传》）
第二，“怀疏”。（“怀疏”疑是“坏旒”的刻版错误〔注〕）战国时，魏文侯曾得意忘形地说：“我的话，谁也不敢违抗。”当时，乐师师经，在一旁鼓瑟。他认为魏文侯的话狂妄而不合君体，便用瑟投他，没有投中，却撞坏了他礼帽上的垂旒（坏旒）。魏文侯打算处分师经，师经说：“尧舜之君，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君，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魏文侯闻言省悟了，便不处分他，并且也不修补垂旒玉串了，以做鉴戒之用。（《说苑‧君道》）
第三，“引裾”。魏文帝曹丕曾决定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去充实河南，侍中辛毗，以为不可行，便当面进谏，曹丕不耐烦，站起来要走，辛毗便上前 “引其裾”（拉住衣服）。曹丕奋力一扯，挣脱辛毗而去，过了好半天才出来，说道：“你为什么逼得我这么紧呢？”辛毗说：“如果现在迁徙人口，老百姓既有怨言，又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皇帝终于听从了辛毗的劝诫，只迁徙了一半人口。（《三国志‧辛毗传》）
第四，“却坐”。慎夫人受宠于汉文帝，常和窦皇后在宫中同席而坐。一天文帝到上林苑游玩，布置坐席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往后拉，不让其与文帝、窦皇后坐在一起。慎夫人很恼火，不肯坐，文帝也很生气，离席而去。袁盎去拜见文帝说：我听说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如今陛下已经确定了皇后，慎夫人只是个妾，妾和主上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再说如果陛下宠爱她，可以厚厚地赏赐她，而现今陛下所做的，其实恰好成了祸害她的根由。袁盎还提醒文帝，不要忘了高祖宠爱的戚夫人被吕太后虐杀，变成“人彘”的事情。文帝这才息怒，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恍然大悟，赐给袁盎金五十斤。（《汉书‧袁盎传》）
太宗引用这四个典故，是要太子正面领悟纳谏的意义。太宗自身在纳谏方面，可谓古今典范，备受称颂，本文也多有引述，这里就不举例了。
那么，太宗为什么能纳谏呢？这不能不归因于太宗之修身。《道德经》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在太宗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其一，“人贵有自知之明”。《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太宗从小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能识别弓箭好坏，但他认为的十几把上好的弓箭，都被弓箭师傅说不好。太宗由此领悟出很多道理：我用过的弓箭非常多，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要领岂不是懂得的更少？”因此广访群臣。（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其二，克己。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太宗“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克制自己的脾气和私欲。怎么克己呢？魏徵《谏太宗十思疏》说得非常明确：“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遇其所好，则思知足；要修建什么，则思百姓生活是否安定；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则思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赏；施行刑罚，则思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而太宗也“诚能”克己虚怀，从而成就了求谏纳谏的千古佳话。
历史学家们有个共识：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尽管仍然在继续发展，遗憾的是，却注重在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而不是如何约束皇帝的一面！诸如宋太宗、明太祖，无不在驾驭之术上处心积虑。相反，贞观一朝，君臣论治，重心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如何进谏纳谏！这正是太宗的高明之处，也是太宗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政治遗产。
最后要指出的是，以太宗之圣明，纳谏仍是一个“动心忍性”的过程，是其修身、“苦其心志”的一个重要方面，极不容易。
太宗也有一时糊涂。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逝，太宗非常伤心，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谥号“文贞”并亲自刻书碑文。这让一些大臣们嫉妒之心顿起，纷纷向太宗说魏徵的坏话；此时，恰恰魏徵推荐的侯君集、杜正伦都犯法，一个被杀一个被罢免，这让太宗也开始怀疑魏徵的忠贞了，于是取消了已经订好的公主与魏徵之子的婚约，还派人把自己为魏徵书写的碑文给砸了个粉碎。
不过，太宗毕竟是圣明之君。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句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肯定会劝阻我这一行为啊！”于是马上派使者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把两年前砸碎的石碑又立了起来。
从立碑、砸碑到复立碑，可见人君修身之艰难。而太宗之被称为千古一帝，不是因为他圣明到不会犯错误，而是因为他终能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
太宗一生，胸怀坦荡，虚心纳谏、有错就改，从善如流。贞观一朝，大体如“纳谏篇”中所说：“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这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太子。《贞观政要‧纳谏》记载：太宗有一天对穆裕大为恼火，要杀他。当时高宗为皇太子，不惜冒犯，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气才消退。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总是找适当的机会说，今天陛下大发天威，太子却能犯颜进谏，这是古今没有的。太宗说：人在一起相处，自然会相互染上一种习气。皇太子小时候常见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因此养成喜欢纳谏、进谏的习性，所以才有今日之事。（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纳谏一篇，非独为教太子而作，实太宗身体力行者也。
附录：“纳谏第五”大意
做君主的，居住于深宫，与民隔绝，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东西，不能听到天下所有的声音，于是惟恐自己有过失而不能听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时补救，因此，设立了“煊”和“谤木”，以能够听取正确的意见和谋略。侧耳倾听，虚心纳谏，是期待忠信正直之辞。如果他说的话有道理，即便是草民奴仆，也不能因他地位低下而不去听他的话；如果他说的话没有道理，即便他是王侯卿相，也不能因他出身高贵就采纳他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要义值得借鉴，那么就不必要求他的辩辞；如果他说的事理可以采用，也不必要求他的文采。至于像朱云折断门槛那样的进谏，要表扬他们来引以为戒；像辛毗离座扯住衣服那样的进谏，要彰显他们的品行来审查自己的过错。所以说忠诚正直的臣子竭尽其心，有谋略的臣子尽献其良策，大臣对君主就没有隔阂的情形，君主对下臣就能普遍了解知晓。
而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这样做，如果有人对他的过失进行劝谏的，他就以他的威势来拒谏，对于说服他的人，就对他进行治罪。这样一来，大官爱惜官位俸禄而不去进谏，小官畏惧引来杀身之祸而不敢说话。昏庸的君主放纵暴虐之心，穷奢极欲，自己蒙蔽了自己，从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还以为自己的德行超过了三皇，才能超过了五帝，以至于因此身死国灭，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吗？这就是拒绝接受劝谏造成的恶果。@*#
注：承读者查阅《四库全书》《帝范》卷二原文扫描版，发现清朝的编修官员留下这样一段话“按怀疏疏字疑误”。因而“怀疏”疑为“坏旒”刻版之误。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