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金色种子——法轮大法在台湾的故事》这本书主要纪录了法轮功在台湾发展的脉络及一些感人的故事,而这些珍贵的历程也是一部活的历史。
1994年,一对台北夫妻在山东济南的奇妙缘起,上海医师的远渡来台,贵州老翁的花莲探亲,捎来了大法的种子,串起了旷世难遇的修炼机缘。
2016年2月编辑小组逐步展开台湾北、中、南各地的专访,历经录音档听打后再交互查询比对,历经三年,终能汇整集成册。比原来预期的还要艰难。
欣逢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大纪元推出《金色种子》一书全文连载,期望这本书的刊登,让法轮大法在台湾的发展足迹,能够更完整的留下一个历史见证。
(接前文)
意外的急促门铃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暑热未至,近三十度的气温并不让人特别讨厌。午后,黄春梅与女儿在自家客厅里闲坐,她就像多数的妈妈一样“关心”着孩子的点点滴滴……不一会儿,就读五专的女儿笑着问:“昨天你们不是在台中学法交流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黄春梅愣了一下。回想起在交流会中听着其他同修怎么在生活中悟到法理,提升自己心性的历程,不时的触动着她。尤其自一九九五年与丈夫一起修炼以来,夫妻间的争执总能在彼此“向内找”中消弭,但是因为自己对子女过分的牵挂,亲子间反倒容易有些小小的摩擦与冲突。昨天听到同修分享自身在亲子关系中如何由矛盾而和谐,颇为触动的她,觉得自己在亲子关系上也真该提高心性了。开始与女儿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心得。
“嘀—嘀—嘀—”门铃对讲机突然响起,打断了谈话。“现在是谁会来啊?”女儿这样问着,黄春梅也一脸疑惑地起身,顺着餐桌穿过餐厅走到门边,拿起对讲机:“喂,请问找谁?”
“请问黄春梅女士在吗?”一个男声这样问着。
“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位?”
“黄女士您好,我们是华视电视台的记者,想对大陆发生的法轮功事情做个采访……”
“记者!”黄春梅吃了一惊,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突然来了媒体按铃说要采访,她的脑袋在那一瞬间似乎变成一片空白。
“怎么会有媒体找上门?采访大陆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啊,我要说什么?记者怎么会找我呀?他又怎么知道我住哪?”惊讶之余,黄春梅紧接着冒出一连串的疑惑。
很快的她找回思绪:要采访法轮功的事情?我要说什么?这会不会是代表法轮功发言?这样合适吗?心细且沉稳的黄春梅决定要先找人讨论再说,于是她请记者稍待。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聂淑文。曾是上海辅导站站长的聂淑文听说这事也甚感讶异,她认为不宜受访,但为慎重起见,她将询问大陆学员的意见。
等待的过程似乎有点漫长,突然又是一阵“嘀—嘀—嘀—”的门铃声,黄春梅猜想是那个记者按的门铃。“可是聂大姐还没回电,还不知道要不要接受采访,我要跟他讲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黄春梅就这样盯着对讲机,任由“嘀—嘀—嘀—”的声响划过那个下午的沉静,但是黄春梅的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
一会儿,聂淑文来电说,大陆学员也建议不要受访,因为不久前他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但最后呈现的报导却扭曲了他们的谈话。另外,美国学员也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但因为报导内容主要采用了中共官方的说法,内容负面多于正面,对学员的采访只是形式上的“平衡”。“如果媒体不能客观深入的报导,我们还是不要接受采访比较好。”聂淑文说。
听着电话,黄春梅不经意地望向对讲机。有了这个回复,黄春梅心里似乎也比较笃实一些,可以更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绪。
她意识到,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之故,相较于其他需要上班、上课的人更方便联系,一些订书、印资料等等事宜也都是她帮大家处理的,所以渐渐的,她就成为主要的协调联系人之一。也因为联系上相对方便,所以后来许多时候对外都是留了她家的地址与电话。想到这,她恍然大悟为什么媒体记者会找到她家了。
“嘀—嘀—嘀—”门铃声又响起,黄春梅依旧不敢接起对讲机,她想应该还是那位记者吧。但忍不住好奇,她起身走到阳台往下望,正巧楼下一个男子也仰头向上望着。他们对视了那么一瞬间,黄春梅就快步走回屋里。
“记者一直不愿离开,这样不行啊。而且以后若还有其他记者再找上门该怎么办?总不能都这样不接对讲机啊,总得想想办法!”想了想,黄春梅连系了几位学员讲了这情况,大家都觉得这事的确需要讨论,最后决定傍晚到洪吉弘家里商讨对应之道。
学习面对媒体
叮嘱女儿简单弄点晚餐后,黄春梅回房换好衣服,准备出发前往松山洪吉弘家。
对着楼梯间的镜子,黄春梅微笑着轻轻说了句:“不好意思,现在不方便回答。”她看着自己的神情,似乎还算宁静祥和。这是刚刚电话里同修提醒她的:“看到记者,不要回应,要面带微笑,不要紧张。”
步出大门,记者已经离去,黄春梅松了一口气之余,也不由得觉得好笑:我这么单纯又平凡的人,竟然还要面对媒体的“围堵”!
来到洪吉弘家,已有几位同修先到了,看到黄春梅进门,纷纷上前询问情况,黄春梅微微笑了笑跟大家报告说:没有,我下楼时记者已经离开了。因为还有其他学员还没抵达,所以大家还在等待的状态。有人在角落静静的读着《转法轮》,也有人在客厅走道旁边“冲灌”、“冲灌”的炼着动功。也有人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黄春梅听见洪吉弘声音宏亮的说:“我们不出面讲,那谁帮我们讲?”
陆续的来了十几位同修,黄春梅跟大家简单说明今天发生的事情之后,大家各自表述想法。不少人觉得应该要受访。有人提出大陆学员对媒体不能公正报导的担忧,熟知媒体情况,任职于台视的学员认为台湾媒体环境不同,也赞成接受采访。还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一概不接受采访,媒体就更觉得我们很神秘。可是他们新闻一定要做啊,也许就会捕风捉影,反而不好。”
“可是我们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不知道要跟媒体讲什么啊!”
洪吉弘不改豪迈本色地说:“不用想太多,我们就老实实实的讲,法轮功是什么。”
然而修炼怎么提高心性,这些事情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对不修炼的人很难说得清、讲得明。那怎么才能让外界明白?经过一阵讨论之后,初步有了一些共识:可以拍摄我们炼功的情况,讲炼功祛病健身与修心性,也可以带记者们看看我们的集体学法……
仿佛老天的安排,就在大家有了“走出去、面对媒体”的共识之后,此时,洪吉弘家中电视机里就播出了华视晚间新闻的画面,记者拍摄了黄春梅住家所在的五层公寓,然后镜头停留在四楼的阳台,旁白说道:“这就是法轮功在台湾的总部!”在场学员一片静默后,不约而同的相视而笑。因为大家知道要学法、要炼功,知道修炼重点在于提高心性……众人脑海里却没有“总部”的概念。因此,大家也更体认到面对媒体的必要与重要性了。
法轮功学炼者激增
达成共识后,有人安排受访的地点与形式,也有人负责沟通联系采访的媒体与内容,电视、报纸、杂志、电台的邀访纷涌而至。第一个前来采访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地点就在洪吉弘家。记者如实的报导,让大家更具信心。
而以往每周日在中正纪念堂近百名学员的集体炼功,也成了媒体采访与摄影的地点,经媒体密集的报导,原本只是学员间口耳相传的功法,瞬间名气大增。
台大经济系教授叶淑贞是当时热门的受访者之一。
叶淑贞从一位罹患多种严重病痛的患者,变得健康、精神饱满的传奇故事,在媒体的报导下,吸引了更多人来学炼法轮功。台中学员王珩描述:“都知道她身体很不好,炼功后变好了,大家就觉得法轮功真的很神。”
洪吉弘的妹妹洪月秀回忆:“台湾媒体虽然一开始都采用了中共央视的报导,但后来媒体慢慢接触到了台湾学员,学员详细介绍‘真、善、忍’的修炼准则,也演示了五套功法给媒体朋友看,最后他们了解了法轮功是个好功法。有些媒体还把李老师的小传登在了报纸上,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来学炼法轮功。”
全台各地的九天学法炼功班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状况,每班参加人数从原本的一、二十人一下暴增为四、五十人,有些班甚至高达一百多人,突然涌现的学功热潮,让多数是在自家开办九天班的学员难以负荷。黄春梅家中原本容纳十多名学习者的客厅,一下挤入了四十多人,于是她只好收拾起桌椅,挪出空间多摆上几张坐垫。客厅挤满了,就再往餐厅及房间门口延伸。
而叶淑贞家中的九天学习班更是爆满,客厅里一下涌入一百多人。张清溪难忘当时的这一景象,他描述:“叶教授家拆了客厅与书房隔间后仍容不下,学功的人都挤到马路上,有些人根本挤不进去。”后来只好分为男女两梯次上课。
其实不仅是九天班爆满,从二十六日清晨起,全台的炼功点也都不约而同的出现学功潮。宜兰运动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万华青年公园……都出现许多新脸孔,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多人。一名台北东湖公园的学员回忆,不仅有人前来学功,甚至出现围观人潮,让原本习惯宁静炼功的学员们挺不适应呢。
许多人都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一九九八年是台湾学员们最幸福的一年:日益增多的炼功点,方便大家就近集体晨炼;自前往大陆参加交流与李洪志老师来台讲法之后,学员们更加认识学法的重要,集体“学法点”也陆续成立;一九九八年在台湾也正式出版了正体版《转法轮》。自这年起,对修炼形式的认识更成熟了,学员们普遍在实修中感到心性的提升,体会到修炼的美妙。
一九九九年大陆发生的“四.二五”事件,虽然打破了学员们平静的修炼生活,从单纯的自己修炼,被迫必须面对外界、面对媒体,但也因此让更多人认识了法轮功,对法轮功的弘传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锻炼了学员们面对社会的能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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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