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涛暗涌求生路——“起锚”之一

在香港大部分的知青都是当年的“起锚”客，“起锚”本指船舶开航的意思，但在那疯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广东知青〕中，却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广东当年一提起这一专有名词，人们都知道那是指偷渡。“起锚”是一种赌博，参与者要押上自己的前途与生命，那时参与这个赌博的广东知青为数不少。有的赢了，有的输了。

人生如梦，几十年后回顾一下，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们“起锚”的一群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说不定留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与结局。当局虽然在1979年以“非法探亲”的名义对我们从轻发落。但是，对于当年广东知青大量偷渡的历史，双方都讳莫如深。纵观现今国内外的网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可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你不提不等于没有发生。中国的知青史如果缺了广东知青大“起锚”就不完整。随着时间的流逝，“起锚”和全国的知青史一样，快要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我在这里把我所知的有关“起锚”的往事整理一下写出来，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希望能唤起一代人的记忆，以警醒后世。

当年由于我下乡的地方是在最前沿的海边，所以一来马上成了民兵，晚上要站岗放哨。由于人手少，放哨时都是单个的在海边躲起来放暗哨。我第一次半夜里放哨，当地的民兵队长就对我说：“如果看到集体偷渡，你一人一枪要注意安全，在这里夜间集体逃亡是常有的事。”我队的民兵从不抓人，白天开工时，经常聴到他们说昨夜又看到几十人从XX地方下海了。当地不少人常说：“的确，都乡里乡亲的，大家都说同一方言，下不了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过去就算了，说不定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会走上这一条路。”我在海边站了不少次岗，幸运的是我没遇上大规模的集体“起锚”，但遇到一次却令我毕生难忘。

那是一天晚上我一个人放哨，我正在打瞌睡，忽然一个湿漉漉的家伙在我面前站起来，那家伙问我这里是香港的什么地方？这个蠢东西竟然把我们这里当成是香港新界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那家伙竟然是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同校下放到相邻大队的知青，一个昔日在学校球场上的球友，他也认得我，双方惊呆了几秒钟，鉴于往日球场上的友谊，我把他带到我住的屋子。第二天一早对人说他是来探我的，然后就把他送走了。当然也少不了骂他一顿，“以后聪明点，哪儿灯光亮往哪儿游，别再栽到老子手里。”

当地邻村有一个农村姑娘，20岁长得胖胖的，喜欢穿白衣裳，当地人都喜欢叫她“肥妹”。几个月前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走了，她身边的朋友、同学、亲人越来越少，一天夜里为了追寻理想、亲情与爱情，一个不会游泳的姑娘单独抱着一个球下了海。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我们在海边开工的时候，突然有人在高呼“肥妹在海里！”所有人马上向远处望去，果然见到一个小白点在远处漂浮。也许是她运气好，天明时她已经漂过了中间线，中方的炮艇没有开过去捕捞，不久岸上的人看到一艘香港渔船开过去把她救起了。几天后从香港渔民传过来的消息说她平安与家人团聚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还有很多人有人情味的。我的邻村有一对林姓的知青兄弟，第一次“起锚”失败了，给五花大绑的绑在公社大门口，由于那两兄弟平时表现不错，人缘也好，当地驻军的指导员经过一看见，马上把他们担保了出来，理由是交给我们带回去进行再教育，免去了那两兄弟进“大仓”，吃四两米之苦。“大仓”是当年关押逃亡者的拘留所，据曾进去过的人说：“人多的时候，别说躺下，就连站着也觉挤迫。”至于四两米就是当年对进“大仓”的人的人道主义标准，一天四两米，半个月下来，人自动廋了一圈。林氏兄弟虽然给保了出来，回到生产队里过一过堂还是免不了的。当年我们那里经常举行对失败者进行“再教育”的批斗会。开会的时候，失败者站在台上先作一轮“深刻”的思想检查，然后是干部和社员发言，对其进行再教育。这样的批斗会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认真，但到后来，“起锚”成功的人越来越多，来开会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开会的兴趣越来越低，渐渐地批斗会就有点变了质，变成好像是欢迎失败者重新回来的欢迎会。主持批斗会的干部一般都很有分寸和技巧，因为他们也知道世事如棋，今日留一线，他日好相见。如果今天对人狠，难保他日站在台上挨斗的不会是自己。如果被斗者是知青，那就更加多几分同情分，这些远离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太难为他们了。

据一位多次被批斗的人回忆说，在批斗会上他们最喜欢高喊的毛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每当台上台下都高叫这一口号时，有些人会笑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此时此刻，那句语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批斗会通常都会在嬉笑怒骂，亦庄亦谐的气氛中结束。对于挨过批斗会的知青来说，这一回是挺过去了，但从今以后，他们将自动成为新的阶级敌人，新的专政对象，今后入党、入团、提干、回城、升学等好事将会永没他们的份，在今后的日子里，在新的运动中他们将会不断地挨斗。为了前途，他们必须不断的“起锚”下去，直到成功为止。

当年当局为了堵截内地其它地方的人“起锚”，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在封锁线以南的宝安县境内，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经常有真枪实弹的军警和民兵搜捕逃亡者。“起锚”者一进入了宝安县，就不能走大路，不能靠村，只能在夜间翻山越岭。在宝安县境内大部分地方都是丘陵小山，由封锁线起到边境这几十里山路，今天开着小轿车在高速公路半小时就过去了，如果训练有素的军队几个小时也能走完。但当年“起锚”的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生活经验不足，手中只有简单的地图，指南针及小量干粮，白天不能走，只能躲藏在山上的草丛中，晚上依靠微弱星光缓慢的前进，往往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这几十里山路“起锚”者们往往要走一个星期左右，好运的才能到达边境。逃亡者在这几十里山路中既要赶路，又要躲避军警的追捕，蚊叮虫咬，毒蛇野狗的袭击，再加上饥渴，运气不好的遇上军警被捕，前功尽废。好运的遇上那些好心的上山砍柴的农民，好心人看到这些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小青年，多数都会给他们指明方向，教他们如何绕过军警。“起锚”者多数会结队同行，由那些有多次“起锚”经验的识途老马带路。在夜间，一帮人在山里很容易失散，但不要紧，很容易又会遇上另一帮人，一个眼神，几句说话就能重新形成新的组合继续上路。一位过来人风趣地说:“在山里兜兜转的那段日子，就好像当年共产党打游击一样，紧张剌激，令人毕生难忘。”那年头生活在封锁线内的知青和原居民都有边防证，出入都要带上，当时的边防证一证难求，拥有一张边防证真的羡刹旁人，因为在封锁线内生活的人“起锚”时比外面的人方便得多，成功的机会大得多。

好运气地到了边境，也不一定成功。当年过境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中间那条由福田到沙头角这20公里左右是陆路，翻过铁丝网就成，但这一路防守最严密，现代化的铁丝网加上林立的岗哨及警犬，逃亡者很难从这里过去，但也有少数成功的例子。沙头角以东是大鹏湾，这里风大浪急，又有鲨鱼，风浪和鲨鱼常常令到逃亡者葬身大海，因此这里防守要松一些。从福田一直到蛇口是后海湾，这里因为靠近珠江口，海水淡些，所以没有鲨鱼，海面虽宽，但有些地方水很浅，遇上大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间一条小水道。但水浅并不好走，一旦陷在泥滩里寸步难行，踏到了蚝田更加会遍体鳞伤。但由于风浪较小，加上军警防守比中央陆路要松些，所以后海湾是“起锚”者越境的热门地点。

千辛万苦到了海边，还要面对茫茫大海，要在黑夜里游过海峡，才算成功，这就要求每一个“起锚”者要有高强的游泳技术和体力。当年为了能成功“起锚”，倒流回广州的知青都会自动自觉到当时为数不多的泳池里去练水。一下池就是一千米、二千米，一小时、两小时不靠池边地苦练。1969年夏天我倒流回广州时，在泳池里就有三小时不靠边的记录。为了提高实战训练水平，不少人还会到珠江里去游长途。老一辈的广州人都应该记得在1960年代尾，1970年代初在广州西村水厂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门返照”的一段十公里左右河面上，经常有准备“起锚”的人在实练。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放进塑料袋，用绳子捆好拖着游，潮涨时去，潮退时返，这样的实练比在泳池里练更加实用。当时知青进行艰苦搏水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是为了征服大鹏湾、后海湾。

一个人怕不怕死，够不够朋友，不能听他说的，真要到了生死关头，才能看得出来。而在生死关头，一瞬间的错误，将会悔恨终生。下面两个事例，都是我身边朋友的真人真事，都会令人感慨万分。

第一个是临危抢球胆，悔疚一生。主角是我的小学同学，一姓胡，一姓董，本来胡董两家是亲家，姓胡的姐姐嫁给了姓董的哥哥。在那年头，姓胡的因为父亲是广州一间中学的校长，自然就成了“黑七类”而下乡去了，而姓董的也当了知青。由于感到前途无望，他们相约一起“起锚”了，同行还有一个姓张的。千辛万苦他们到了大鹏湾，夜里下了海，由于风浪大，他们的水性又不那么好，在风浪中姓胡的球胆破了，喝了不少海水，在生死一线的时刻，在求生的欲望中，他本能地把在旁边姓董的球胆抢了去。姓董的没了球胆，很快就沉下去了。而这一切都看在附近姓张的眼里，姓胡和姓张的最后上了岸，但因为姓胡的抢了姓董的球胆而令其死亡，姓张的从此看不起他，两人成了冤家。噩耗传回广州，姓董的母亲哭哭啼啼地拿着一把菜刀到亲家胡家去斩人，为儿子报仇。这斩人的一幕给我另一个同学看到，从此传了开来。姓胡的因为自己害死了姓董的，从此也永远活在痛苦的阴影里，悔疚一生。一上岸就以难民的身份移民加拿大，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我们都已经回来不知多少次了，但他愧对亲友，一直躲在加拿大不敢回来。九十年代初，他姐姐一家移民加拿大，姓胡的把自己经营的餐厅送给姐夫，但仍得不到董家原谅。

另一个例子就刚刚相反，一对周姓姐弟情深，一绳牵生死。姐姐身形纤瘦，弟弟略胖，姐弟二人千辛万苦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来到了后海湾的海边。为了躲避追捕，一到海边就立刻躲进红树林水中，他们刚到的那一晚，一个强大的台风刚好在后海湾登陆，海面上波涛汹涌，两姐弟不敢此时渡海。为了不被大浪冲散，姐弟二人用一条长绳一人一端捆好，两人通过一条绳子连在一起。夜里风浪越来越大，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波浪到达岸边的时候，由于地形的改变会变得更高。半夜里小山一样的大浪把身形纤瘦的姐姐无数次的举起，欲将其吞噬，弟弟一手抓住红树林的树枝，一手死死地拉着拴着姐姐的绳子不放，即使巨浪也把他吞噬了，他也不放手，一次又一次把将被卷走的姐姐拉回身边。和巨浪搏斗了一夜的姐弟俩终于捱到了天明，台风渐渐远去，海面平静了一些，但白天不能行动，两姐弟必须在水里再浸一天，晚上才能行动。到了晚上，已经在水里浸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饿筋疲力尽的两姐弟用仅余的体力开始游泳。在大海中泳术较好，身形纤瘦的姐姐游得较快，弟弟泳术较差游得慢，加上体力所余无几，在海中几次沉了下去，但姐姐绝不放手，虽然她知道如果不解开绳子，最终可能会两人都同归于尽。在危难中姐姐也没有放弃弟弟，她也一次次把弟弟拉回身边。最后他们胜利了，天明的时候，筋疲力竭的姐姐把奄奄一息的弟弟拖过大海，爬上了香港新界的沙滩。这两姐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姐弟情深，生死一绳牵的事迹在我们知青“起锚”的一群中流传很广，成为大家的美谈。那两姐弟经过了这次生死劫难后，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中，姐弟情维系得非常好，即使后来各自婚嫁成了家，两个家庭的联系比起很多家庭都亲密，是我们一群人的典范。

一般“起锚”客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二十好几的人比较成熟，做事要考虑周详一些，除非十拿九稳，或者以前“起锚”失败过，非不得已都不会走上要用生命作赌注的“起锚”。我班的同学C君就是例子，C君人长得挺帅，学习成绩又好，更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学生时代就已经是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文革中他一马当先投身运动，上山下乡时他也到惠州的一条小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初期他仍怀着满腔革命激情与几个知青搞起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要在农村继续对马列主义的探讨。可能这个小组的名字起得不好，如果叫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则可能会没问题。不久这个小组被当局发现，认为他们搞异端邪说，马上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只经过简单初步审讯，就把C君判了个现行反革命，关了九个月监牢。从牢里出来后，C君从一个革命的热血知青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从一个革命者变成被专政的对象，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前途，终于他也选择了“起锚”这条路。由于他下放的地方离樟木头不远，他有信心一定能成功，然而命运弄人，开始的时候他运气太差，一次又一次给人抓住，关进“大仓”。在两年多时间里他“起锚”八次都失败了，关进“大仓”的时间比放出来得多。但他明白一个现行反革命又“起锚”过那么多次，在那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他必须一直“起锚”下去，直到成功为止。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1973年夏天他成功了，第九次“起锚”，他与同伴到了大鹏湾，夜里抱着“浮床”下了海。他的“浮床”是用两块塑料布缝在一起，用烫斗压边自制而成的。那时候市面上根本不会有浮床、水泡、救生圈等会浮水的东西卖，就算有也不敢公开去买，一买就等于向人说你或你的家人有人准备“起锚”了。C君的“浮床”下水不久就没用了，他靠一身在广州炼水得来的过硬泳术和一点运气，幸运地没遇上鲨鱼，经过一夜的搏斗，终于爬上香港新界的海岸。C君到了香港后，因为其在中国是现行反革命，所以去领身份证时不敢以真姓名去领，头几年半夜里经常发恶梦，梦到大陆公安越境来抓捕他。直到几年前他看到大陆的政情不会再反复了，才去香港政府生死注册处把姓名改回来。

人只有在劫难中，在生死关头才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本性。在“起锚”的过程中，在大难临头时，一个人是否贪生怕死，自私自利，或者忠实可靠，情侣之间是否有真爱都会表露无遗。因此“起锚”也制造了很多机会让很多情侣更加认清对方是否可靠，可以托付终生。很多情侣在“起锚”中发生了矛盾而分手，但“起锚”也缔造了人间很多美满姻缘，我的朋友郑小姐与沈先生就是后者。

郑小姐人长得秀美，高挑的身材，圆润的声线，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胚子。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中学毕业后下放到高要县一个远离香港的小村做知青，而沈君样貌平凡，老实人一个，但他下放在博罗县一个比较近樟木头封锁线的地方。郑小姐为了“起锚”方便，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沈君。很快两人就谈好了条件实行假结婚，登记之后郑小姐就名正言顺地搬到沈君那里准备“起锚”了。假结婚几个月后，他们起程了，几天后历尽艰辛快到海边了。就在这时他们遇到搜山，在慌乱中他们手拖手跑了很久，郑小姐跑不动了，眼看就要一齐给抓住，在这紧急关头沈君对她说:“我知你不爱我，但不要紧，我出去引开他们，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说完马上从躲藏的地方跑出去，把追兵引走，但跑不多远就被捕了。就在这一刻，郑小姐感动了。郑小姐躲在草丛中避开了追兵，不久遇到了另一伙人，她加入了他们，当晚幸运地下了海，平安扺达香港。郑小姐在香港对我们说:“他（沈君）来不了我等他，他来了我跟他过一辈子。”几个月后沈君也来了，郑小姐没有食言，现在他们俩在美国早已儿女成群，事业有成了。

当年我们下放宝安县的知青是幸运的一群，“起锚”成功率很高，男的有近80%，女的有30%都走了，为什么还会有人不走呢?，因为面对茫茫大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用生命来做赌注的，尤其是女生。有些人本来有机会走，但他们选择留下来，我所认识的就有两个。

一个是我班的女生沈小姐，1969年夏天一个晚上她一个人在海边站岗时，遇到同队的民兵营长组织“起锚”，该民兵营长叫她放下枪和他们一起上船，她经短暂考虑后拒绝了。另一个例子是1975年我队一个从山东来的黄姓男知青，由于日子越来越难过，我队社员50多人把他和生产队的一条机帆船挟持到了香港，社员们邀请他一齐登岸，他拒绝了，一个人驾着机帆船回去了。这两个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加地爱党爱国呢？也不见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高干子弟，如果他们走了，那他们的父母就麻烦了。沈小姐的父母兄姐都是广州市高级干部，所以学生时期很早就入了团，还当过团支部书记，临下放时校党委书记对她说，你去好好干，一有机会我会把你优先调回来。如果她当时跟人跑了，那她的家庭牵连就大了。校党委书记也真的没忘记她，1974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就把做学生时成绩不太好，英语尤差的她保送去了广州外语学院英文系。她是不是特别爱国呢？1989年沈小姐全家移民去了美国，只不过比我们迟了一点，也算殊途同归。至於姓黄的男知青，因为当年他的父母在山东省还未解放，他一走父母的问题就更大。1977年他的父母一解放，马上就把他调到深圳市去当干部了。

四人帮倒台后到深圳特区成立初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开始好转，大家都有了希望，逼上梁山而要“起锚”的人少了，但不是没有。还有一些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要家庭团聚等种种原因而“起锚”。这段时期“起锚”比四人帮时期安全及舒服得多，“起锚”者再不用翻山越岭和游泳了，到公安局去领一张到深圳特区的通行证，到了边境后再与蛇头联络，花几千元就可以进入货柜从陆路扺港，或晚上乘坐“大飞”，一种装有高速马达的舢舨从海上过来，我同学的一对小儿女就是在这个时期坐“大飞”扺港与父母团聚的。

逃亡潮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帮助很大，但每天少则十几人，多则百多人，渐渐地这一不正途而来的人给香港政府带来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1974年中香港政府实行扺垒政策。这一政策初期收效不大，能突破中方的重重险阻，胜利上岸的人在各方亲友的掩护下，轻易地就能冲破香港警方的拦截，顺利扺垒。这情况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大陆的经济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起锚”的人越来越少，加上香港警方拦截越来越严，能成功扺垒越来越难。到1980年代未，香港政府终于取消扺垒政策，“起锚”潮才基本平息。

我们为什么要“起锚”，据大多数“起锚”而来的知青回忆说，当年在农村基本上是白干，干活所赚取的工分还扺不上所支取的口粮，很多知青索性倒流回城依靠父母。生活上的困难是其次，最主要是我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如果早知道1977年有高考，又如果这次高考能提前几年，让我们早一点看到希望，那么要冒生命危险的“起锚”将会少很多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和全国其它地方的知青一样，没有背景，没有门路，回城无法，升学无望的一群。由于地理的关系我们靠近香港，比别的地方多了一条出路，一小部分先行者成功了，提醒很多后来者，既然不能后退，那就只能冒死向南，因为那边还有一条出路。我们“起锚”的时候不知道有四人帮，今天把一切都推给了他们，四人帮倒台后的“起锚”呢？也算是他们的遗毒吧。

我们这帮人抵港后，除了一小撮害群之马（省港旗兵）外，绝大多数的人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勤勤力力地为自己的前途拼搏，今天香港的繁荣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我们中有一部分人抵港后随即转赴美，加等地继续学业，不少人后来还成了国际知名学者，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留港的人经过几十年努力，很多人都事业有成，成了知名企业家，大老板。1979年国家特赦了我们，虽然我们还顶着（非法探亲）不怎么名誉的帽子，但大家都不计较了。我们中很多人从那一年起带着从外面学到的经验，技术和资金，纷纷回乡投资，设厂。

今天上山下乡早已成为历史，我们广东知青“起锚”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将被人们淡忘。令到我们过去要被迫“起锚”的社会因素已经消失，我在这里把一些往事重提，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不应忘记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真希望中国从此兴旺发达，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起锚”了。◇

2009年7月11日于香港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