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第五节 接纳西教
西方景教初来，太宗皇帝垂询教理，知其能“济物利人”，遂出谕表章，令建波斯寺传教布道。景教者，本属基督教之一脉。虽不能见容于本教各派，而于万里外之中土却有以立身之所，实因太宗于是非取舍只重“道德”二字，凡能“济物利人”者，即可为“宜行天下”之道德教化。
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诏令中于景教之道亦作如此阐发：“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可见太宗不拘泥于宗教形式，凡能济世之上道上德，必演道德文明，必为诸天造化，必当包容且广而传之，此器识洪达真可谓包藏宇宙。正是在太宗扶持下，许多其他西方教派得以立足于东方大唐之地，开启东西方信仰交相辉映之圆融环境。
太宗《建波斯寺诏》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甯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唐会要》卷四十九）
佛、道俩家从东汉道教成立就开始相争，持续已经几百年之久。大唐以道家修炼为国教，确认和老子一脉相承之血缘关系。太宗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于贞观十一年（637年），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即道家先于佛家。
《令道士在僧前诏》
“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享育，故能经邦致治，反朴还淳。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觊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元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元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
其大意为：老子教化，义在清静无为；释迦牟尼传法，理在因果还报。殊途同归。但无形大道始于远古，包罗万象，安邦治国，返本归真。佛家始于西土，传入中华。但大唐李氏得获天下，皆来自道家之力。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第六节 贞观新礼
太宗为教化子民，亲自下诏颁示礼乐。
《颁示礼乐诏》：
“先王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用之邦国，彝伦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于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厥后昆。”
其大意：先王之树立思想体制，治理国家，遵循天地以制定法律，利用神明以施教化，乐出自内心，礼表现在外，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礼让而天下治者，不正是因为礼乐吗！感伤大道将消失，礼仪将堕落。故广命贤才，挖掘遗失之精华，探六经之奥秘，采上古夏商周三代之英华。择善而修复古典，矫正新声中乱雅者。本于人之心，合乎物之理，归正情性而节制事宜，探究高深而回归简易。用于国家，人之常理由此而制定；施行于乐理律度，金石之音亦将和谐。今修撰既毕，颁布天下，使富教之方，符合先贤；人伦之化，留给后世。
此外，房玄龄等还奉召修改陪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奠定了唐代礼制基础。
太宗同时禁止民间妄信妖神、邪教，并发《禁非礼祈祷诏》以保证正教流传及弘扬：“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祈祷，一切禁断。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亦皆禁止。”今人将古人这种文化保护措施视为“封建专制”，殊不知，不如此，中华文化将早已面目皆非，天差地远，无以保存。
另外，大唐释奠礼也异于前朝。释奠礼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出征返国，或天子视学，都须行释奠礼。释奠是儒学大礼，唐以前释奠礼中，讲经乃限于中华经典。至大唐时，释奠礼不仅讲论经学经典，而且兼及佛道两家，儒、释、道三家辩论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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