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陀、菩萨、飞天、佛弟子们悄然换上清秀含蓄的面容、披上宽衣博带的汉服,当塑像上的装饰越来越华丽精美,当壁画上的线条越来越丰富流畅,历史的轨迹已从魏晋、南北朝逐渐走到大分裂的尾声。一个久违的大一统王朝——隋朝,即将为神州大地带来全新的风貌。
隋文帝杨坚力行节俭、励精图治,终于在乱世之后开创了开皇治世。同时,他对佛教推崇备至,举国上下大兴佛事,也让佛法的弘扬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荒漠中的敦煌石窟,也因为这位崇佛的皇帝,呈现出更为壮美辉煌的神采。
崇佛天子
考察隋文帝的身世,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与佛教深厚的渊源。西魏大统七年(541年),一片紫气充溢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的殿堂间,隋文帝就在这瑞相中降生了。神尼智仙不请自来,为他取乳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并亲自抚养他长大。
隋初的帝国,久经战火之苦,在开国的十五年前,北周武帝强行“灭佛”,强迫僧尼还俗,北方佛寺、佛经暂遭损毁,盛极一时的中原佛教因而趋于衰微。隋文帝在统御国家的第一年(581年)便大力扶植佛教,重振禅风。他准许了僧人昙延的请求,敕度一千多名僧人,开复兴佛教之先声。
此后,隋文帝不仅将前朝废弃的佛教遗迹加以保护、修缮,而且在全国兴起大建佛寺、造塔立像、抄写佛经的崇佛热潮。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下诏,于各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十三年,下诏在诸州名山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田庄;二十年,他下诏禁止毁坏、偷盗佛像。
公元601年,六十岁的隋文帝改元仁寿,颁发《立舍利塔诏》,敕令全国三十州立舍利塔,遣沙门三十人,奉舍利子前往各州安置。其中释智嶷奉诏送舍利至瓜州的崇教寺,随后在该寺起塔。崇教寺乃是隋朝官寺,也是管理莫高窟的机构。此后,隋文帝又先后两次颁布造塔诏令。
他还倡导义学,邀请海内外高僧赴长安讲学。长安城从此名僧云集,开坛讲经、译经弘法成一时盛况。民间的佛教组织“邑”也从衰微走向兴盛,并自发组织写经、造像等活动,一直延续至五代时期。
在隋文帝的倡导下,文帝一朝共计造塔百余座、大小造像十万多身,写经十三万卷,极大地推动了隋朝佛教的复兴和发展。隋炀帝即位后,延续崇佛政策,曾修缮佛像十万多身、铸刻新像三千多身、度僧尼一万六千余人。他还设立大型译经馆,延请高僧入馆,译经、讲经、教授梵文。
隋朝皇帝对佛法的崇尚,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重要的是,隋炀帝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富国之道,即打通丝路、经营西域。他在河西张掖一带召集西域二十七国使节,举办史无前例的国际大会盟,加强了中原与西方的交流。
这一举措不仅让河西走廊重现昔日的繁华,更迎来敦煌石窟新的高峰期。隋朝短短三十七年国祚中,莫高窟上声声斧凿从未停歇,重修与开凿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崖面上的星星点点,也逐渐汇聚成一片漫漫银河。这一切,都为随即而来的大唐盛世以及敦煌佛教的全盛时代埋下有力的伏笔。
形神兼备
大一统王朝下,南北方文化交融,也促进了南北佛教互相融合,渐趋统一,从南义北禅转向禅理并重、定慧双修的特点,不仅注重修禅观像,而且重视佛教义理。同时,具有“普渡众生”思想的大乘佛教开始兴盛。由于敦煌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大乘佛教的经书,比如《涅槃经》《弥勒经》《药师经》《法华经》等,也流传到了敦煌。
因而,敦煌洞窟的造像继续流行禅修观像,开凿中心塔柱窟,同时不断变化形态:多将方形塔柱改为须弥山式的倒塔形;继而取消倒塔,改为佛坛式;而后改为正(西)壁或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或人字坡方形窟。洞窟的形制逐渐向中式传统的殿堂窟演变。
塑像方面,隋代石窟以群塑为主,多以佛陀为主尊,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为胁侍,从三身增至七身为一组,蔚为壮观。而壁画方面,本生、佛传故事画逐渐减少至消失,而体现大乘佛教教义的“经变画”初具形态。经变画,即用画像形式解释佛经内涵。
隋文帝曾在一封诏令中写道,崇佛造像,乃是“雕铸灵相,图写真形”[1]。这八个字,既概括了雕塑与绘画是主要的造像形式,同时道出中华造像艺术的美学境界——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帝王的艺术主张,也随着畅通无阻的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
因而,隋朝石窟的造像技法更加纯熟,外形更合乎真实的人体比例,神态、韵味也更加鲜活灵动。神像细部的处理更为精致繁复,比如衣褶从阶梯式发展成贴体流畅的纹路,胸、臂处添加多宝璎珞妆点,愈显富丽万方。
三龛殿堂:莫高窟第420窟的中原气象
这是一座建于隋代中期、布局规整、塑绘精致的石窟。由于隋代大部分雕塑作品残损,经后代重修而改变了原貌,第420窟却是其中保存最好、最经典的一座三龛覆斗顶窟。北、西(主)、南三面开龛造像,主龛是外为方形、内为园券的层龛,是隋代石窟的新样式。主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与四位胁侍菩萨,但是空间宽敞,富有层次,群像排列亦无拥挤之感。龛外两侧,上部对称绘有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即“维摩诘经变画”,下部则是听法弟子与供养菩萨像等。
南北两壁各开一座方形浅龛,塑有一佛、二菩萨塑像,与主龛一同构成隋朝最典型的“三佛”[2]题材。龛外绘制密密麻麻的千佛图,这是石窟中常见而壮观的景观。佛像以四身或八身为一组,每身各不相同,色彩交替循环,形成斜向的条条光带。佛佛相次,光光相接,犹如壮观宏阔的波浪,为平面的壁面赋予无限动感。
本窟的窟顶呈倒斗形,即“覆斗顶”式。这是石窟艺术进入中华后的新创造,四面斜坡可分散上方重力,使得洞窟的结构稳固、空间宽敞,成为莫高窟营造史上最受欢迎且延续不断的样式。窟顶的中心仿照中原建筑的方形藻井进行装饰,重重方形施以忍冬、兔子、飞天等吉祥纹饰,中心为莲花,色彩以黑、褐、赭红为主,看上去古朴而大气。
另外,第420窟取消了中心塔柱,整体呈方形,更接近中式的殿堂式建筑,说明敦煌石窟已经在向唐朝最流行的“殿堂窟”过渡了。
再来欣赏石窟主龛的细节,首先是释迦牟尼坐像。佛陀身着袈裟,衣服层次较多,仍能看出服饰下的身形结构;衣纹简洁,随肌肉起伏有了深浅疏密的变化。从色彩来说,袈裟以土红作底,另用石青、石绿描绘出袈裟的纹样和边缘,里衣亦有圆形或菱形的纹样,颜色对比强烈,与北朝简素之风大异其趣。袈裟的领口、袖口、垂裳、花纹边缘都有细致的贴金装饰,让佛像更加璀璨华美。
两侧的弟子像各具神采:大弟子迦叶老成持重,脸上布满皱纹,肋骨根根分明,凸显其苦行僧的形象;小弟阿难稚气未脱,脸庞浑圆柔和,一手握莲花,一手灵巧地抬起,透露出青春可爱的气息。两人的服饰较为简约,但迦叶的袈裟绘满彩色棋盘格纹,阿难的袈裟是红绿撞色的设计,色彩缤纷明快,令人瞩目。
最外侧的四身菩萨,面容洁白如玉,看上去清秀文静;身躯匀称圆润,着长裙,配戴璎珞、手镯、臂钏等配饰,跣足立于莲台上,给人以温和亲近之感。
龛中的佛光彩绘以蓝、绿、黑、白等色彩交替布局,气氛庄严恢宏。其纹饰在整个窟中最为繁复华丽。龛楣处,外层为连续火焰纹,内层为莲荷忍冬纹,中间以联珠纹隔开;佛陀的头光以大莲花为中心,其外层与背光内层皆是一圈化佛,再外围是装饰着带状的莲花纹,背光最外层画着与龛楣相同的火焰纹。远远望去,火光熊熊,幻化出大千世界,层层叠叠无穷无尽,佛法的玄妙与威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欣赏几座别具特色的隋代洞窟。
倒塔形窟:象征须弥山的姊妹窟
第302窟与第303窟形制相似,通常被认为是姊妹窟,最醒目的是中心塔柱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方柱形,上半部变成了上宽下窄的圆形七级倒塔状,模拟须弥山形,每级原有影塑的千佛像;中部塑有四条神龙,托举倒塔;下半部仍是方形塔柱,上层四面开龛塑像。
须弥山,由梵文翻译而来,意为宝山,乃是佛教文化中的宇宙中心。根据佛经解释,须弥山高出水面八万四千由旬高(约1,082,000公里),水下亦有八万四千由旬深。以须弥山为中心,层层世界或空间呈同心圆状围绕着须弥山,形成了“宇宙”。我们生活的地球属于南赡部洲,位于须弥山的南部。
须弥山图式在印度、中亚与汉地都有遗存,而中华文明将其更加本土化了。比如把原本的倒三角或“X”形变成近似“工”字形,环绕的长蛇演变成盘龙。隋朝的这两座石窟,就是须弥山式石窟的经典之作。
两座石窟的前室窟顶均为人字坡形,绘制连环画样式的横幅长卷故事图或经变图。第303窟的经变图为上下两段“之”字形的大型长卷,场景更为丰富多彩,气势更为磅礴壮丽。
在第302窟的塔柱底层,有供养人像及发愿文,有“开皇四年”纪年,因而可推断两窟建于隋代初期,因此保留下较多的北朝特点。
中心佛坛:独一无二的莫高窟第305窟
该窟建于开皇五年,主室中央无塔柱,却设有一座方坛,坛上有一佛四弟子的清代塑像,墙壁开龛造像,形成了中心佛坛窟与三龛殿堂窟相结合的独特样式,在莫高窟中仅此一例。
另一处特色是窟顶的斗四藻井,莲花井心,玉佩流苏、羽葆垂幔垂于四坡,绘制出巨大的华盖式幔帐,将整个窟室装扮得富丽堂皇。外围四坡,东西相对绘有西方的摩尼宝珠,南北相对,绘有东王公、西王母出巡图。
仰望穹顶,但见旌旗飘扬,飞花漫天,龙车凤辇风驰电掣而来,飞天神兽穿梭于流云香花之间,东西方的神明在方寸之地相会,形成一个满壁风动、生气勃勃的天国世界。
下启盛风:紧凑庄严的莫高窟第244窟
这座石窟建于隋末,整体构造是覆斗顶式殿堂窟,三面墙壁塑有盛行的“三佛”群像。主室面积狭小,仅有约四平方米的内部空间,塑像却有十一身,而无拥簇之感,尽显建造者之匠心。
由于舍弃佛龛,造像没有高度限制,佛像加上佛坛可高达四米,线条、比例更符合人体,既有顶天立地之气势,又不无丰腴厚重之观感。壁画主体以简洁的说法图代替了满幅的千佛图,视觉上更加疏朗开阔;环窟的飞天也从早期的“V”字形渐趋于“一”字形,更为清新舒展。@*#
注释:
[1]出自《隋书‧高祖下》。
[2]三佛,是大乘佛教的崇拜对象,有“横三世佛”、“竖三世佛”之分。前者以空间划分,分别是中央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与西方阿弥陀佛;后者以时间划分,分别是过去燃灯佛、现世释迦牟尼佛与未来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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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