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马尚恩洛杉矶报导）“上海封城”虽已过去，但它带来的影响和伤痛仍在蔓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曾在上海徐汇区街道担任公职的颜维颖说，上海封城不仅打残了上海经济，更是对市民的精神折磨，“在这个城市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
颜维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徐汇区康健街道做会计。稳定的工作，不菲的薪水福利，在一般人眼里，她捧着“金饭碗”。但2020年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及两年后的封城，让她看到太多人间惨剧和中共体制的荒谬残酷，精神备受折磨，于是毅然逃离大陆来到美国。
“老上海人比较‘海派’，就是说思想比较自由，自主意识强，不太会人云亦云。”颜维颖说，19世纪英国人在沪上开埠后，上海文化深受自由思想的影响；2022年那场封城，对上海人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巨大创伤。
今年1月出国前，她看到，昔日人头攒动、车马繁华的街道，到处是歇业的告示；外国人成群光顾的几条街，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曾经几万、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的公寓楼，打七折、甚至六折也无人问津⋯⋯种种变化都始于那场封城，却没有因封城结束而结束。颜维颖反思：其实，这场人祸并不让人意外，只要中共存在，将来也还会发生。
一场政治运动
“上海是4月1日开始封控的，一开始政府通知说是七天，后来变成一个月，最后到了6月才解封。”颜维颖说，“它（政府）一开始就等于在欺骗，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关了好几个月。”
封城开始，颜维颖所在街道成立了防疫办公室，每名工作人员负责对接一个居委会。颜维颖负责樱花园小区，每天做核酸抗原的疫情检测。街道要求，每名防疫人员每天早晨6点就要赶到居委会，拿着大喇叭到一栋一栋居民楼下叫醒居民，让他们下来检测，早晚共两次。
“为什么大清早就要把人给叫起来？为什么不能晚一点呢？”颜维颖很不理解。有的居民不愿下来，居委会人员就在楼下不停高喊“某某某、几零几房，下来做核酸！”同时到居民家门口不断按门铃；还有人不停给居民打电话，直到对方下来。
中共实施“网格化”管理，对于每户居民的信息，包括名字、家里几口人、电话号码、工作单位，乃至谁家有精神疾病患者、有法轮功学员、有谁进过监狱等，都一清二楚。
颜维颖说，经过一番折腾，大部分居民会配合，但也有人就是不下来。这时警察就会上门，以违反防疫法威胁要抓人。有的居民经不住恐吓，或不想找麻烦就妥协了。也有懂法律的居民反驳警察：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你不能强制我出门！这时警察就会破门而入，把人押出来。
有的居民说：“我是独居老人，有病不能下楼，不需要做检测；而且下面人多，可能让我染病。”但是居委会不管，会找人强行将其抬出来。
封城期间，保安把守小区大门，按照当局指令行事，居民在那两个月间根本无法出小区。
颜维颖虽出生在80年代后期，但也了解中共建政后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她说：“这场封城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被折腾死的居民
封城期间，颜维颖朋友的父亲因炎症需要就医，但被小区保安挡着不给出门。家人打电话找居委会，经过批条子、盖公章，折腾了几天，终于被同意上医院，但出了小区却叫不到救护车。等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送到医院，医院却没有医生看病，只开了点消炎药。一个月后，六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了。
“这位朋友说，是共产党害死了他父亲，他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颜维颖说。
新发病的患者就医难，老病号、尤其精神疾病患者就更惨。颜维颖骑车从居民楼下经过，可以听到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哭嚎——这些患者断了药物，精神陷入崩溃。
她本人所在小区也有一位精神病患者，那家人央求她帮助拿药。颜维颖就到了精神病医院，医院人员不愿开门，经她极力劝说，终于隔着大门护栏给了一点药。她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封城初期，退休小提琴家陈顺平因被医院拒收，疼痛难忍而跳楼自杀。台湾经济学者郎咸平的母亲即便到了急诊室门前，也因无核酸检测结果被拒绝就医而过世。“这种情况很多。一般人不那么出名，死了也没人知道。”颜维颖说，“深夜里，经常能够听见老百姓对着窗户喊：我要出去！”
封城强行中断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那些高血压、老年病、慢性病患者突然被断药，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颜维颖有段时间从早到晚接的都是投诉电话，但民众投诉也没用，政府不管。熬到5月底，市政府才允许给居民配药，但只能到社区医院配些基础药物。
颜维颖回忆，除了不能就医，也存在挨饿现象；而且挨饿了不能随便说，警察可能上门威胁。
在这座人口两千多万的大都市，每天都会有几百万居民需要买菜买粮，无预警封城，让大家措手不及。颜维颖说，虽然街道提供物资保护，负责为每一户分发粮食，但一般十天左右才发一次，每户都是同样份量。有的居民家里人多，一两天就吃完了，从第三天就只能饿着；而且，政府发的菜很多是变质的。有些人只能趁核酸检测时向邻居讨要。老上海人议论说：文革也没有这样呀！
另外，郊区的人口登记会有“空档”，有的房子本来没人，后来住了人，也会被遗漏发放食品。她说：“有的人给政府打电话，政府没人接听，可能就会饿着。”
据颜维颖了解，当时虽有团购，但老人一般不会用，而且不是每个社区都允许团购。
封城结束后，当局又强制打疫苗：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员工必须打，否则不能上班。各小区也有疫苗指标。随着街道的任务指标越来越高，人们发现，上海的死亡人数也陡然增加。
“一个小区一般有两三千户人家、六七千人，一天要死七八个人，以前从来没有过。”颜维颖说，“死的人很多，但不是因为感染病毒，都是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性疾病。”
她回忆，她家所在街道距龙华殡仪馆很近。殡仪馆对街道说，尸体堆不下了。做大型餐饮的朋友对她说：“这两天冷冻海鲜千万不要吃。”上海好几个有名的大冻库，都被政府征用存放尸体了。
颜维颖的母亲打完第二针疫苗，出现血栓和高血压，手臂肿了两个月；一位亲戚打疫苗后出现全身荨麻疹，两年多了还时不时全身发红发痒；另一位亲戚打完疫苗出现面瘫。
全上海施行疫苗令后，高血压、血栓、白血病、糖尿病、肾病、肺病等病例大量爆发，颜维颖说：“我身边听到的很多，就是打完疫苗出现的。”
中共思想控制基层官员
颜维颖说，上海封城，也是中共对官员的“忠诚度”检验。
她平日接触很多基层官员，看到老一辈公职人员对中共政策多是敢怒不敢言，只有熟悉的朋友才会讲些真话，悄悄说不要去打疫苗；很多基层公职人员是“双面人”，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说真话。
她说，大概五年前，所有公职人员开始被强制使用“学习强国”软体，每周期天都要“学习”。该软体会计算阅读时间，文章读太快不行；看完后要放入收藏夹、发多少条评论、做题，每天要完成40分，还有排名。如有人没完成，所在党支部就会被通报批评。每个支部每周还要阅读习近平著作，读完要一起谈感受、“自我批评”。
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
国内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往公职队伍里挤，但颜维颖当时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从政治观点、从工作思维上，不能接受共产党的做法。”她说，“很多做法就是愚弄、欺骗民众。”
她感觉，很多政府官员、公职教师只会按指令行事，“共产党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去做什么；甚至共产党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也会做”。她感到长期下去，不仅思想情感压抑，人格也会扭曲：“我不愿待在这样的国家，也不愿后代失去独立的人格。”
颜维颖看到疫情期间当局的做法荒唐、违背人性，就提出意见，结果渐渐成了单位的“异类”。“明知领导说的不科学、不人道、不合逻辑，你也要说领导说得对。”她说，“在共产党体制里，只要你有良知，日子就难过，就会受排挤。”
颜维颖平日接触很多底层民众，所见所闻触目惊心，人们的愤怒、无奈让她心疼，但又无能为力。
“这场（封城）运动让我彻底看清了共产党：这个政权满是仇恨贪婪，不是保护人民，而是在残害人民。”“我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因为他们违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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