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曾被匡人所困，性命攸关之际，夫子却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是使子路弹剑而歌，夫子亦歌而和之，直至匡人解围而去。
后来孔夫子又于陈蔡之间为歹人困于荒郊之野，面对饥馑之苦与性命之忧，弟子们有的卧病不起，有的中心迷茫，夫子却从容自若，每日讲诵不断，弦歌不辍。
夫子之道大矣，虽然遭逢季世，却注定如那悠远的弦诵之声，延绵而不绝。
三百年后，在夫子的家乡鲁地，夫子的后人们为汉兵重重围困，一场兵祸迫在眉睫。
此时，汉王刘邦刚刚结束垓下的战事，消灭了昔日的宿敌西楚霸王项羽。然而在汉军上下大庆天下已定之时，北方却传来鲁城为项羽而坚守不降的消息。
向日，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虽然志在霸王之业的项羽并不满足于小小的鲁地，亦不屑于鲁公的封号，但传承夫子之教的鲁人们却恭敬守礼，以君臣之义事之。所以虽然前线屡屡传来楚军告急的消息，鲁人依然决定坚守城池至最后一刻。
刘邦听说鲁人不降，甚是意外。想来，楚军可谓熊罴劲旅、虎狼之师，如今死的死，降的降，连楚霸王这样的人物也都身首异处，而一个小小的鲁城，上无悍将，下无强兵，居然为项羽婴城固守，实在不自量力。
除了意外，刘邦更因对儒生与生俱来的厌憎而感到怒不可遏。刘邦出身市井，日日与屠狗之辈混迹一处，从来不喜儒术。有时来客戴儒冠，刘邦居然摘其儒冠，溲溺其冠以辱之。被后世称为汉初儒宗的叔孙通，初降刘邦时，也不得不变其儒服，换上楚制短衣。郦食其当初自荐于刘邦时，刘邦却说“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而今项氏已灭，天下唯刘氏之命是从，居然有一群鲁地的腐儒如此不识时务，敢犯兵锋。大怒之下，刘邦旋即引天下之兵奔袭北上，意欲屠城。
鲁城之上，守城的士卒远远望见远方尘烟大起，赤幡如焰，知是刘邦大军已至。而此时城中的学校还在授课，诸生们有的在米廪学礼，有的在东序习射，有的在瞽宗习乐。学校里，夫子之像高悬，先生们授课一丝不苟，诸生们似乎惟知前有先生，不知近有生死，惟知上有夫子，不知外有汉军。
不移时，汉军卷土而至，兵临城下，见鲁城城门紧闭，城上寥寥几个守城的兵士，不仅暗笑鲁人螳臂当车实在不胜其愚。至于樊哙、曹参、灌婴、周勃等一干悍将早已不耐烦，只待刘邦一声令下就要架梯而上，先登屠城。
正在此时，人们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铿然如玉磬，韵然如鸣泉。此季正值隆冬，长风猎猎，寒气凝空。那声音夹杂在风中，忽远忽近，似有若无。刘邦凝神听了一阵，终于辨别出来，回荡在汉军头上的竟是书声之朗朗，弦歌之悠扬。
本欲下令屠城的刘邦不知为何，竟莫名地锐气顿挫。刘邦自起兵以来，三年破秦，四年灭楚，终于马上取天下。他实在未曾想到这世上还有兵锋无法进犯一步的地方。而这种地方，无需金城与汤池之固，无需勇将与强兵之守，全然就在方寸之间——夫唯心无外物，则穷通得丧不能动之，死生祸福不能易之。此情此景，令一向慢而无礼的刘邦也为之肃然，乃知鲁国欲为主死节，真持义守礼之国，如果不是两军对阵，确切地说，是一军围城，刘邦似乎并不介意驻马于这弦歌声中，让杀气稍稍退去，让征尘稍稍沉淀。
正如当日孔夫子解匡人之围，脱陈蔡之厄，夫子的后人们，这些鲁地诸生，用不绝的弦诵之声使汉军们改变了主意。汉王刘邦没有下达屠城的命令，而是令人持项羽之头，以示鲁人父老，使知项氏已灭，天下归汉，又表示将以鲁公之礼葬项羽于谷城，并亲自为其发丧。于是鲁人知天意至此，方才开城出降。
之后，刘邦不仅礼葬项羽，对于项氏之族亦不加诛戮，又封项伯等人为列侯，赐姓刘氏。这其中自然颇有想借此感化鲁人的原因，然而，也未尝不是出于对夫子之教的敬畏。的确，虽然刘邦帐中亦有儒学之士，而对于儒士们所尊奉的夫子之教，刘邦却是第一次见识了何谓圣人之遗化。
刘邦走后，鲁地恢复了平静。米廪的诸生每日学礼，东序的诸生每日习射，瞽宗的诸生每日习乐，如此过了大半年。一日，博士叔孙通来到鲁地，要征召最有名望的大儒。原来刘邦自鲁地而返，不久即登基称帝。然而刘邦终究起自布衣，不识礼义，而与他一同起兵的一干悍将也大抵是莽人武夫，经常在宫中宴饮之时，大醉失礼，更有因争功不下，拔剑击柱，高声妄呼，令刘邦烦不胜烦。
这一切都被叔孙通看在眼里。叔孙通是鲁地之人，颇习儒术，又曾做过秦博士，熟知秦仪。于是叔孙通向刘邦进言，愿去鲁地征请诸生，采诸古礼与秦仪制定一部朝仪典章，使群臣习之，以为约束与节制。
叔孙通的到来，在鲁地的儒生中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光大夫子之教的机会，自当尽力而为，于是有三十多人愿从叔孙通而往。但也有人认为叔孙通此举多不合古制，特别是鲁地颇有声望的两位儒士竟因此不肯应征。
也许鲁地二生之所为在时人眼中的确有些迂腐，叔孙通更是斥之不知时变。然而，刘邦有言在先，要拣选古礼之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仪，并非是复原三代之古礼、先王之成法。而鲁之二生不肯曲学阿世以趋一时之用，这大概就是颜回所说的“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然而“不容然后见君子！”——宁可不能见容亦不屑于委曲求全，这难道不是卫道者的境界与气节吗？
最后叔孙通带着三十多个鲁地儒生回到京畿之地。他们经过一番考证、采选，又习之月余，终于制定出一套汉朝的朝仪典章。古人云：“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纲纪正焉。故而叔孙通所复者虽然只是礼之皮毛与末节，竟足以令汉之君臣肃然于圣教之威德。
汉七年岁首，长乐宫成，诸侯群臣将举行盛大朝会于宫中。
平明时分，有谒者治礼，引导群臣趋步入廷，而廷中早已车骑陈列，步卒威武，旗帜鲜明。殿前陛阶之上，有卫士数百，殿下则有列侯诸将军士，依次在西，东向而立；又有文官丞相以下，依次在东，西向而立。朝会按周礼九仪依次设置胪传。之后，皇帝辇出房，于是百官执戟传警，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者依次奉贺。如此场面，令诸侯振恐，公卿肃敬。礼毕之后，又设法酒。而进酒也要守礼，殿上有御史执法，凡有不合礼仪者，则立刻引去。于是虽然竟朝置酒，却无人大哗妄呼而至失礼。刘邦不禁感叹“吾今日才知皇帝之贵”。
虽然叔孙通的复礼，其一未以周书孔策为标准，其二只恢复礼之末端，而未复礼之大义，所以颇为后世儒者所指摘，然而毕竟使凤之一羽麟之一角得陈于皇庭之上，而儒教终于夫子没世三百年后，拨云见日，渐渐复兴。
光阴荏苒，自叔孙通离开鲁地后，不觉又是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间，汉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而鲁城中，却依旧每日弦诵不绝，井然如常，夫子的后人们因传承了先圣之遗化而如幽兰之生，卓然独立于每一段乱世或治世。
这一日，鲁地平静的气氛中多了一份曦然如初日的朝气。原来，当朝天子汉文帝下诏，要征召伏生入朝讲授《尚书》。说起伏生，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耆德大儒，当年曾做过秦博士，后来《尚书》成为禁书，伏生冒死把一卷《尚书》藏于壁中。直到汉朝之兴，伏生才破壁取书，结果只得二十九篇，却遗失了数十篇。此时的伏生已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不可能再去朝中讲学，于是汉文帝委派自己十分信任的晁错前来伏生处受教。伏生除了将《尚书》残卷转抄并逐篇讲解，又以隶书将自己所能记忆的篇目写了下来。
自然，在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如伏生这样冒死守护夫子之教的鲁人还有很多。其实就在伏生讲授《尚书》之时，在孔夫子家庙的一段墙壁中，就静静地宝藏着不知为何人所藏的另一部以先秦古文写下的《尚书》——这真是天之不丧斯文也，朝代可以更迭，人事可以代谢，不灭不朽的是代代相传的文明。
经过这些夫子传人的努力，《六艺》之学终于从几成绝学的危局中化险为夷，而鲁地之外，讲学求学之风亦因之一振，出现了一批当世闻名的鸿儒。譬如讲《易》者，有淄川田生；讲《书》者，有济南伏生；讲《诗》者，有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太傅；讲《礼》者，有鲁之高堂生；讲《春秋》者，有齐之胡毋生、赵之董仲舒。
然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时，窦太后又喜黄老之术，所以《六艺》之学虽然有所恢复，仍然未得大振。直至汉武大帝横空出世，独尊儒术，推行王道，夫子之教得以大放光华，武帝又广招四方文学之士，于是庙堂之上乃有深衣博带之鸿儒，四方之地则有耆年大德之尊宿，鲁城之上飘出的讲诵弦歌之声终于琅琅然闻于天下，传之千古。
赞曰：
天之不丧斯文也，又闻弦歌。
衣冠俯仰千载兮，与之相和。
大道与世难容兮，方见君子。
圣人遗化不朽兮，山之峨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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