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刘晓：古代侠士与侠义精神

在激扬跳动的文字中，两千年前武功盖世、无人可挡、深藏身与名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向往之，而战国时期舍生取义的侯嬴和挥槌救赵的朱亥，更是千秋为人铭记。至于写下如此激昂诗歌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唐代被称为“诗仙”且有着任侠气质的大诗人李白。

在唐代诗人中，有不少人推崇侠义，比如骆宾王、陈子昂、岑参，但最具侠肝义胆的当首推李白。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自己“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新唐书·李白传》中描述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而他的忘年交魏颢则点出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

无疑，爱打抱不平、除暴安良、仗义疏财、乐于结交豪杰的李白，在其一生中都贯穿着侠义精神，而正是拥有这种精神，他才可以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千古强音。在其晚年国家遭逢安史之乱时，年近60岁的李白毅然投笔从军，加入永王李璘的军幕。谁知李璘被唐肃宗认为是叛逆，永王兵败后，李白也被下狱，并被流放到今天的贵州，但很快被赦免。

这样的遭遇并没有改变李白的雄心。当他听说李光弼将军出镇临淮，追击叛逆史朝义后，已经61岁的李白仍希望从军报国，但因病半道而还。他为此还慨叹“天夺壮士心”。次年李白病逝。

李白等唐人推崇的侠义精神源自何时？

侠义精神的出现与墨家

距唐朝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因局势动荡，出现了一批通晓武艺、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的人物，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弱者维持秩序。这样的人被称作“侠客”或“游侠”、“侠士”、“豪侠”等。当时的贵族们往往收留许多门客，他们中就有侠士，如战国时期的信陵君魏无忌手下就有许多游侠，包括李白提到的侯嬴和朱亥。

随着侠士的出现，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侠义精神也开始出现，并影响后世两千多年，亦成为诸多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好汉。直到现在，民间还充满了对侠士的向往。一般来说，侠义精神包括扶贫济困，惩恶扬善；为人仗义，肯于助人；路见不平，替天行道等。

“百家争鸣”中的墨家成员中就有从事武侠者，时称“墨侠”，领袖称为“巨（钜）子”，其纪律严明，规定“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史载，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还踵”的精神。

第一任“巨子”正是墨子，后来的“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等。《尚书·五子之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墨者“巨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下令免死。然而，腹却按照墨者之法的规定，把自己的儿子杀了。 另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巨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巨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 墨家的“巨子之制”，开始使义走入了侠。当时，民间的侠客都打着行义的旗号。不过，理的标准不同，“义”的含义也不同，对“义”的行为的评价也就不同了。

司马迁的侠义观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那么首次系统地为他们立传并明确阐述侠义观的，应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得很清楚：“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而《史记·游侠列传》在记述朱家、剧孟、郭解等侠客事迹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游侠的态度。 司马迁写道：“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在法家韩非子看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所以都是国家的蠹虫。

但司马迁却并不认同，认为儒者“多称于世”（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而游侠见人主遇困，会挺身而出。虽然行为有时可能并不符合正义，但是他们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甚至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在司马迁的眼中，游侠具有仁义、诚信、谦让的美德，而这些美德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倡的。 司马迁还严格区分了游侠和暴豪之徒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是对待弱者的态度与其行为的目地。游侠是以一己之力，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廉洁退让，不求报答，因而“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暴豪之徒则利用财富和权力，奴役穷人，侵凌孤弱，以满足私欲，故“游侠亦丑之”。 汉武帝时期，开始抑制游侠，侠客故事只在民间流传，但侠客精神并未丧失。 

“义绝”关羽

东汉末年，天下群雄纷争，游侠之风再度兴起。当时割据一方的袁绍与曹操，年少时都是“好为游侠”。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中演绎了刘备的“仁义”，诸葛亮的“恩义”，张飞、赵云等的“忠义”，张辽的侠义，而“义”在关羽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他也因此被视为“义绝”的典型人物。

比如，关羽在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对其加害，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更是“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

彼时曹操的儿子曹植还创作了流传后世的名作《白马篇》，又称《游侠篇》。诗中描绘了一位武艺高超，“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英雄形象。该诗作不仅开启了唐朝边塞诗的先河，也预示着传统的游侠开始走向从军报国，并将目标从除暴安良转为建功立业。唐代李白等人就是受此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游侠甚少见诸于正史，南北朝时期也只偶见于边塞和乐府诗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侠义精神的不存在。这一时期由干宝创作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就有不少侠客的形象和故事。这些侠客故事主要有三类，一是仗义除害，二是替人复仇，三是展现技艺。而他们身上都具有古代侠士的共同特征。

唐代崇尚侠义 

恢宏的大唐王朝是一个从上到下崇尚侠义的时代。一方面李氏家族受西北民族尚武、豪爽的性格的影响，对于侠义之士相当推崇。《旧唐书》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唐太宗手下将领也多有侠骨。

比如唐朝开国元勋李靖，在晚唐的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被塑造成“风尘三侠”之一。还有另一位元勋李勣，“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大部分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立甚强，思想开放，个性自由，因此任侠之风大盛，豪侠、节义之士比比皆是，侠义精神亦广泛根植于社会中，包括文人亦有侠客梦。如唐朝诗人骆宾王、陈子昂、王翰、王之涣、孟浩然、高适、张旭、韦应物、李白等，都以任侠闻名于世，而他们歌颂游侠的诗歌水平之高，之豪放，之自信，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除了歌咏游侠的诗歌外，唐代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侠义小说。据统计，《太平广记》“豪侠”类收入作品25篇，除《李亭》出自汉代《西京杂记》以外，其余24篇全部是唐五代的作品。侠客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柳氏传》中的许俊、《昆仑奴》中的磨勒、《无双传》中的古押衙，都是见义勇为、成人之美、甚至不惜舍命的形象。

晚唐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李德裕在《豪侠论》中又一次总结了什么是侠士和侠义精神。在其看来，侠士是“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简言之，“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没有义，固不能成其为侠，即便出家当和尚，也不能得道，会被人瞧不起。

李德裕还区分了侠与盗的区别：坚持正义、明辨是非、保护忠臣孝子者为侠，“感匹夫之交”、害正利邪、“任气而不知义”者为盗。也就是说，侠士有着严格的道德要求，要有舍生取义的节操。侠义精神的根本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如果说司马迁的侠义观还对侠士的行为有时可能并不符合正义抱持宽容的态度，那么唐时对于侠士的道德要求更高了，即要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这为后世侠义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侠义小说

 宋元时的话本小说中，已出现了不少游侠形象，而明代小说《水浒传》则集中诠释了侠义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侠客，也最能体现侠义精神的代表是鲁智深、武松和宋江。中国人广为熟知的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就体现了他为民除害、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而被称为“及时雨”的宋江则是“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礼贤下士，交纳豪杰”，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侠义精神，宋江被推举当了梁山好汉的领袖，并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

清代中叶以后，侠义和公案相结合，出现了不少武侠小说，比较出名的是《三侠五义》、《大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三侠五义》描写了北宋仁宗年间，清官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其中侠士的代表是仗义疏财、急公好义、重诺轻生、为国为民的白玉堂。

至于民间的侠义精神亦广泛存在，且并不限于武林人士，扶贫济困，惩恶扬善；为人仗义，肯于助人；路见不平一声吼等事例每个朝代都屡见不鲜。比如从北宋范仲淹开始建的帮助贫困族人的范氏义庄，就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侠义精神的体现。该义庄延续了八百多年，一直到清末。而追随范氏家族设立义庄的，宋元两代400年间有约70宗，明代276年间有200宗，到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数量就达到200多个。

当代侠义精神

民国时期，虽然时局动荡，但同样承传了侠义精神，民国不少知名人物的身上就有体现。比如大师林纾颇有侠义之风，曾有朋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借出，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比如江南豪门张静江从小就乐善好施，为人侠义，在四乡八邻大有名声。他大力资助孙中山，辅助蒋介石，在近现代史上为人称道。

而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作者的代表人物是向恺然、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等。他们的笔下同样创作了不少侠义之士。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通过发起一次次运动，摧毁了中国的正统文化，毁坏了大量文物，并将文化的传承者知识分子迫害死的死，伤的伤，活下来的大多噤若寒蝉，侠士和侠义精神自然也在被摧残之列。然而，即便在黑暗的岁月中，在民间仍闪耀着侠义精神，虽然微弱，但并未泯灭，比如暗中救助被迫害的朋友，偷偷相助落难之人……

中共改革开放后，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掀起风潮，其小说中刻画的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如胡斐、郭靖和萧峰，深入人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亦多受此影响。

然而，中共在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后，引导社会走向了“一切向钱看”的道路，尤其在1999年镇压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后，更是导致道德急剧下滑，假、恶、丑大行其道，更遑论侠义精神。其后果就是光天化日下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有增无减，见义勇为者孤身奋战、围观者甚多却无人相助的事情屡见不鲜；仗义疏财、济困扶危者被当成“傻子”，而中共这个最大的恶魔内心却窃喜，因为让侠义无存，让国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才可以让其推行的魔鬼统治畅行无阻。

但让中共如鲠在喉的是，在其高压的统治下，仍然有保有良知的具有侠义精神之人，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甚至舍生取义，比如以高智晟、江天勇、王全璋为代表的维权律师，比如曾调查山西疫苗真相的记者王克勤，比如站出来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此时的正义、侠义之举在这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从某个程度上说，他们在替天行道，在为民呐喊，他们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自古天理是邪不压正，他们的舍生取义之举，终将迎来改天换地的时刻。

参考资料：

1、《吕氏春秋·去私》

2、《淮南子·泰族训》）

3、《史记》

4、论关羽崇拜

5、《旧唐书·李勣传》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