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量失智與否有個通用的量表，稱為長谷川式失智症量表（Hasegawa Dementia Scale），不僅日本，台灣也採用。在診斷失智困難的年代，是全世界第一個可以短時間篩檢失智的簡易量表。
發明者長谷川和夫醫師研究失智與臨床工作接近半世紀。二○一七年，他罹患失智，二○二一年離世。二○一九年底，他以失智症者的第一人稱，向世界發言。在這任何人都可能失智的時代，長谷川和夫提出研究者眼中的失智，與實際失智後的差距，以及疾病背後的勇氣、希望與莊嚴。
以下是長谷川和夫出版的《我終於了解失智了，失智專科醫師失智後向日本人說的遺言》，以及接受媒體採訪的部分內容。
我罹患的是嗜銀顆粒性失智症（argyrophilic grain dementia），這是一種八十歲以上才會發病的失智症。我平常看的醫師有次突然建議我去看失智專科，雖然我兒子也是精神科醫師，他對我的診斷是阿茲海默症，但大家不太相信，後來我去看了附近認識的專科醫師，照了電腦斷層、核磁共振，也做了測驗後，才確診是嗜銀顆粒性失智症。
因為測量失智的量表是我發明的，所以得很高分，醫院是用特別的心理量表才確診。
發病的時間並不清楚，但具體來說，就是對自己的經驗變得不確定。
例如鎖門後出門，會一直想到底鎖了沒？ 一般人正常的反應是，想一想應該是鎖上了，就放心出門了；或是回家確認是否鎖上，然後再出門。
但我的狀況是，即使已經回家確認過，還是始終不能確定是否真的鎖門了。這種確定過的事卻還是不確定，又常常忘掉和別人的約定，以自己長年的行醫經驗判斷，應該不是健忘，而是失智了。
在一場小型演講裡，我以專家身分受邀，主辦單位希望我給病人家屬照顧上的建議，我一開頭說：「我這樣說也許會給主辦單位困擾，但我也失智了。」
失智並不會失去身為「人」的身分，在這長壽時代，誰都可能失智，我從心底想表達的是，即使失智了，依舊可以過著一般人的生活，而且我以身作則地出席演講。
很多人聽到我失智，都很震驚，因為我曾任大學的學務長、理事長，也不曾遠離臨床工作。二○○六年離開大學理事長的工作後，一直在兒子開設的診所看診。
有一天，一個男性來就醫，聲明是為了確認別的醫生診斷，尋求第二意見而來。他的家屬說，他最近症狀惡化，在下雪的日子跑出門，找不到回家的路，由附近鄰居發現送了回來。
一開始，他便轉向我問：「為什麼我會得阿茲海默症，別人不會？」
我當然可以回答，阿茲海默症是大腦裡β類澱粉沉積，但他的表情認真，彷彿從身體滲出悲傷。
如果你是醫師，你會怎麼回答？
我答不出來。
這時，我知道任何安慰都沒有用，說什麼只會加深他的痛苦和悲傷，與其說「就算得病了，身為人的本質不變」，我只有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持續握著他的手。
他在公司位居高位，「為什麼是我？ 我沒做什麼壞事」「為什麼為社會奉獻到現在卻得這種病？」當時他強烈的情緒也震撼了我。
回到我失智這件事。年紀大了，得到失智也沒辦法，說不震驚是騙人的，但比較多的想法是，我年紀那麼大，那是當然的啊。
當然也曾沮喪，想起以前聖瑪麗亞醫科大學的學長說，「你不是你的疾病，你也不是你的研究」，但現在我可以說「我就是我的研究」。
也有人問，一位名醫失智，有些人會選擇隱瞞，為什麼你選擇要公開？
因為我希望人們對失智有正確的認識，失智病人過著傷心、痛苦、令人不耐煩的每一天，希望大眾能更懂得面對失智症病人。
如果能對失智症病人說，「沒關係，放心，我們都在」，失智病人會安心得多。而且，不只是守望失智病人，更是靠近失智症病人一點，一起往下走，會帶給失智病人勇氣。
如果問我為什麼要公開？ 我是為了要讓自己活得更好，也就是在我生活的社會與人群，對失智更友善，我希望能為此出點力。
雖然醫界對失智的理解愈來愈多，但被診斷為失智的人依舊被視為「那一邊」的人。「這邊的人」以為「那邊的人」無法對話，什麼都不懂，輕易地說出傷害人格的話。
失智症的人懂，不管是說他壞話，把他當笨蛋，那些被嫌惡的感受依舊會留在他心裡，雖然他可能什麼都沒說，但他知道。
被無視、被輕蔑，這些悲傷或痛苦是我們變成大人的過程中，在職場或家庭或多或少都遭遇過，只是失智後，會一再發生。
決定事情時，不要把我們排除在外，不要把我們放在一旁。
和失智病人接觸時，一定要留心，把他當作對話的對象，不要妄自幫他決定該做什麼。反而可以問，「今天想做什麼」或是「今天不想做什麼？」
即使有些人失智後，真的什麼都不懂了，但心還活著，被讚美還是會高興，被嫌惡還是會受傷，要把失智病人當作和自己一樣，是一個人，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我的經驗到底能不能對社會發揮作用尚不可知，但我希望能如實傳達失智，這是我活下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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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編自《慢老2.0：不是活得更老，而是延長健康中年！ 全面升級健腦、強肌、抗衰的日常習慣》，天下雜誌）
責任編輯：王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