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5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日前，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突击检查了国际尽职调查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多地办公室，这是在对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和咨询公司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打击之后，中共当局又一个新动作。
这些外国咨询调查公司，从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运营，已经持续多年。专家认为，如今习当局突然进行打压，将政权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与之前为恢复中国经济的努力背道而驰，最终可能会对外国投资产生寒蝉效应，自毁中国经济。
为外企“吹暖风”的高官 统统消失不见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打击外企的势头波及到国外尽职调查公司，今年3月，中共警方突击搜查了美思明智集团北京办事处，逮捕了5名中国员工。4月份贝恩公司表示，中共当局曾到其上海办事处检查。紧接着5月份凯盛融英多地办公室被搜查，
比较罕见的是，这波对外企的打压，之前为外企“吹暖风”的主管经济高级官员，统统消失不见，至今没有一个出来公开安抚的。
在今年4月底的政治局经济会议，中共当局还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吸引外资”，而之前的3月份，中共经济官员频频对外企示好。
比如，3月27日李强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国与会者说，“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体系。”“无论全球环境如何变化，中国（中共）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
同日，李强还会晤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李强保证，尽管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中国将继续开放并提供顶级的商业环境。
与此同时，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4天见了包括苹果CEO库克等11个外企高管，表态欢迎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扎根中国，愿为外企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王文涛还说，“外国公司不是客人，而是家人。”
李强、王文涛等主管经济官员的缺场，证明了在经济与安全的权衡上，习当局已经选择了安全。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告诉大纪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全已经是习近平的核心价值，因为太过核心，即使是以财经为主的官员，恐怕也不太敢表示什么太多的意见。”
“前一阵子，在习的指示之下（中共）开始对台湾贸易壁垒进行调查，台湾有很多禁止中国进口的项目。”邱俊荣说，“这些都不是短时间的，甚至都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就是说，过去经营得好的，或者是在轨道上运作的，在习的标准里面，可能不见得是这回事儿。”
邱俊荣认为，习近平有疑心病，害怕他当初怎么样去对别人做的做法，反过来西方国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宁可捍卫经济安全，也不要去做任何的冒险，很多中国企业的会计审计作业，他不希望西方插手。他非常担心在这个过程里面资料一旦外泄，就伤害到中国经济的安全，当然也就伤害到他的统治。
独立政经学者、《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2020年就开始就对这些调查公司进行调查，由原来的工商局，现在叫市场监督局，由几个常规的部门来搞的，最后习近平不满意，让国安部来搞。
“以前是市场合规问题，现在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当跟国家安全挂上钩的时候，李强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李强本来就是大秘，他只能顺着走，就跟当年的那个上海封城一样。”郑旭光说。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这些外国企业是服务性企业，市场就在中国，必须要留在中国，不像一些生产性企业可以把工厂搬出中国。处罚它们相对来安全，不需要特意去对它们进行招商引资。
“其实也是对这些企业的一个警告，要求他们站队。”黄大卫说。
《反间谍法》出台 习当局枪口对准国外咨询业
这波打击外企的枪口对准国外咨询行业，与今年4月中共新修订《反间谍法》相关，该草案中扩大了国安人员的职权，对疑似间谍人员可以“查阅调取数据、传唤、查询财产信息”，包括“所有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都成为《反间谍法》的范围。
特别是对凯盛融英的搜查，直接与反间谍和国家安全运动联系起来，这让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法律风险正在大大增加，进一步惊吓了外国企业，特别是国外咨询业已经步入一个十字路口。
一位国际集团的顾问告诉《金融时报》说，警方的“访问”和调查并不罕见，而且往往与特定客户或项目有关。但现在“有点可怕”的是新的《反间谍法》，其广泛的范围将允许当局将该法应用于几乎任何领域。
新修订《反间谍法》禁止“与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合作”，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对“代理人”的广泛定义，这可能使中共在防止外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幌子下，获得敏感的公司数据或商业机密。
郑旭光说，“现在按照《反间谍法》来讲，可能很多是归到间谍行为了，《反间谍法》扩充了间谍行为的定义，过去获取所谓国家机密级的文件，这是间谍行为。现在是有碍国家安全的就叫间谍行为，这是很武断的一个定义，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界线。国家安全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他认为你搜集的行业调查，都属于经济安全，你调查官场背景，都是国家安全。”
黄大卫表示，“这个法律赋予了（中共）当局跟权力部门很大的调查权，具体情况未必很透明，这些（外国）公司未来在中国的业务可能更加小心，但不等于他们失去业务，只是说他们要获取资讯的难度，呈几何级的增加。”
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公司的一般业务，包括投资人对目标公司的运营资质、业务现状、股东与高管背景、负面记录等进行调查，还包括对上市公司的核查。
尽职调查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至关重要，随着中共当局与美国进行贸易和科技战，美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权等问题对中国公司的制裁，拜登即将发布的限制对华投资行政命令等等，尽职调查合规性工作正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危险。
对于外国公司来说，突击检查这些尽职调查公司，威胁到他们通过顾问或自己的员工进行的尽职调查，阻碍了他们的投资能力。
中国的调查也让整个商业界感到寒意，一些人说不清楚红线在哪里，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如何工作。上海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显然，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打击的目标是更广泛的行业。”
一位调查员说，那些认为只有风险较大的工作才会招致麻烦的人，对贝恩案感到惊讶。“如果它能打击贝恩，它就能打击任何人。”
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尽职调查在中国也存在风险。中共的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历来与这些尽职调查公司保持密切关注。
“不断与该行业接触”，一位高管对《金融时报》说，“我们称他们为‘黑衣人’。”
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领导下，尽职调查公司尚有足够的运作空间，而且当局理解这类公司对外国投资者的重要性。
这位高管说：“在习近平上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种默契，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他们也知道间谍公司是金钱的守门人。”
这种互利关系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对于尽职调查公司和其客户而言，信息的更严格规定，如反间谍法，以及对行业参与者的非正式沟通，正在急剧地缩小他们在中国的运作空间。
邱俊荣分析说，“在胡锦涛时期的对外资相对温和甚至鼓励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习的核心思想的。当然在习的前十年的执政里头，他可能权势还不是很稳固，必须要去对经济现象做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他现在到了第三任的任期，权力已经掌握在手上了，所以任何去违反他的核心价值的事情，他都必须要去出手干预。”
郑旭光表示，在过去很多事情并不界定为国家安全，可以叫做灰色领域。比如前一段时间，要大搞经济的时候，海南政府说的，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判就不判。现在所谓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就是共产党能不能统治下去，习近平的江山能不能做下去。
顾问和投资者们说，这可能与政府为恢复中国经济中活力而做出的努力背道而驰。最终，如果中共政府打击力度过大，可能会对外国投资产生寒蝉效应。
阻碍美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执法
对美思明智集团的搜查，涉及到中共当局对美国实施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的报复。
《金融时报》引用两位消息人士说，中共政府对美思明智集团采取了行动，因为该公司为新疆的供应链审计提供了一些未开发的业务。
美国的制裁创造了对供应链审查的大量需求，一位熟悉尽职调查的人士对《金融时报》说：“但北京方面告诉我们，不要触及（新疆供应链审计）这项业务。”
由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等立法，要求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公司证明其供应链不包含由维族制造的商品等，对于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而言，合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
《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报导说，北京将与新疆有关的调查视为越过红线，并打击了帮助进行这些调查的国内公司。“公司已经逐渐接受在中国进行与UFLPA相关的调查是不可能的。”华盛顿特区律师事务所Miller and Chevalier专门从事公司合规事务的律师弗吉尼亚·纽曼（Virginia Newman）说。
随着中国公开信息的空间不断缩小，外国企业最终担心的是，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即企业无法再履行尽职调查和供应链审计的义务，因为中共的越来越拒绝分享关键信息。
郑旭光表示，“企业要自证清白，要证明他原材料里没有新疆的强制劳动的产品等等，最后企业怕麻烦可能就退出这些业务了，美国现在制定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有些领域美国企业不能投，你不知道你想投资的这家公司是不是介入了这种业务，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国业务不要碰就好了。”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告诉《华盛顿邮报》说，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基本见底，美国商界必然会看到高度政治化的执法活动上升，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中共自毁经济
这些对外国咨询调查公司的打压表明，中共对自己的政权安全超越其它一切，这让外资对中国市场更加反感，最终其实是自毁中国经济。
最近，中共以网络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芯片，中共的短视行为，只会伤到自己。
邱俊荣表示，中国过去这些年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外资企业贡献。外资开始撤离之后，过去接的订单现在当然都外移了。在这种严厉的管制措施之下，可以想像外资企业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心在中国投资经营。从结构上来讲，失去了外资企业的支持，对中国未来无论是在出口，或者是投资，或者是就业方面的伤害，看起来是会越来越大。
“更长远的看，譬如技术的取得，人才的互相培养，或新产品的标准的制定上面，看起来中国就会慢慢地跟西方世界脱钩，但是它如果又没有办法去主导全世界先进的科技或标准的话，中国经济会逐渐下滑，离全球越来越远。”邱俊荣说。
黄大卫认为，现在欧洲跟美国基本上意见统一，就是提出一个叫去风险的概念，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人权、合规合法、产业垄断等各方面，欧美都会进行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跟过去可能是谈判不同，现在就是直接作为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这种去风险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会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生意会影响比较大。整体的外贸形势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过去是以欧美为主，超过70%的比重，未来可能就是比重会降到50%左右，另外50%的话就可能是对一些亚非拉国家、俄罗斯，整个结果会改变。”黄大卫说。
5月20日，七大工业国集团（G7）发布广岛峰会联合声明，在对华立场上达成共识，虽然不寻求脱钩，但必须去风险，把供应链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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