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太宗在《帝范》列“求贤”为第三，可谓尚贤之切。（公有领域 / 大纪元制图）
第五章 求贤第三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中国历史的开端，是圣王治世，所谓三皇五帝。然圣王治世，非以一己之力治天下，而求群贤之共治。例如，尧帝任命“四岳”为臣，舜帝任用“八元”（高辛氏八个才子）来“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因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传》）。
三皇五帝之后，是为三代，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都是圣主开国。圣主开国中，“贤人”发挥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尚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 。”言股肱具而后成人，良臣众而后成圣。
例如，伊尹之于商朝。伊尹生于空桑，被有莘国庖人收养，耕于莘野，而乐尧舜之道。伊尹只是有莘氏的一个媵臣，商汤却拜其为相。商汤之能伐夏桀救民，多赖伊尹。商朝建立后，商汤在位十三年崩；因商汤的长子太丁早死，按照“兄终弟及”，太丁的弟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任商王，但二人继位不久即亡，伊尹立太丁长子太甲为王。《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为商朝兴盛富强立下汗马功劳。伊尹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师”，死后被沃丁以天子之礼下葬。
又如，吕望（姜子牙）之于周朝。姜子牙半生寒微，隐居于渭水之滨，直钩钓鱼，被西伯侯姬昌（即后文王）拜为太师，尊称“太公望”，成为首席智囊；武王即位后，被尊为“师尚父” ，辅佐武王灭纣。“师尚父”者，武王视吕望为师、为亚父也。
从伊尹、吕望这两个例子，可见“贤人”之贵，故“尚贤”是中国一大政治传统。《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故事，讲田子方教训魏文侯的太子子击：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拜见）。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只是）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去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去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道歉）之。
当然，田子方教训太子也是用心良苦。魏文侯礼贤下士，官民归心，列国震慑，可一旦文侯撒手，这局面还能保得住吗？所以不断考察太子的品行，锻炼他的德性。不过，由此也可见人君之对贤人，须敬之，非敢臣之，所谓“虽天子不敢臣其师”。敬到什么程度呢？如师，如父。
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贤人和能臣是有大区别的。这个大区别，可以通过《资治通鉴》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大臣翟璜向魏文侯推荐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例如，与孙子齐名的吴起、治邺的西门豹等等，但却比不上另一位魏成所推荐的三个人，为什么？因为翟璜推荐的五个人“君皆臣之”，而魏成推荐的三个人“君皆师之”。
太宗非常明白这个区别：《帝范》中对贤是“求贤”，对臣是“审官”。
那么，什么是贤人呢？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多有论述。例如，《黄帝内经》说：“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这是从本真、修行的角度讲的。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贤人在治国上就有大本领（历史上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等等，都是修道高人）。
这个大本领，《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如是说：所谓贤人，他们的品德不逾越常规，行为符合礼法。他们的言论可以让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来灾祸，道德足以感化百姓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他虽富有，天下人不会怨恨；他一施恩，天下人都不受贫穷所苦。（“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当然，孔子的“贤人论”，标准很高（孔子三千弟子，也只七十二贤人），影响深远。
贤人是一国之宝。但是，“任贤”也是极不容易的。贞观初年，太宗令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编写了一部匡政巨著《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谈到了任贤的“十难”：
第一，没有知人之明；
第二，知人而不能善举；
第三，举人而不能善用；
第四，用人而有始无终；
第五，因小小的怨隙而抛弃贤人的大德；
第六，因小小的过失而贬斥贤人的大功劳；
第七，因小小的缺点而掩盖了贤人的美善；
第八，因奸邪之人攻击而伤害忠正之士；
第九，因邪道之说而扰乱了法度；
第十，因小人的谗言嫉妒而废弃贤能之士。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求或作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短〔短或作失〕掩大美，八曰以干讦〔或作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
太宗在《帝范》列“求贤”为第三，可谓尚贤之切。太宗施政，又是如何“任贤”的呢？这以魏徵为例（魏徵当然是贤人了）。
其一，魏徵直言进谏，太宗以之为宝。太宗尝谓征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又谓朝臣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
其二，魏徵因病辞官，太宗说：“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这段话分量之重，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惊天动地。这样的话，大概只有太宗才能说出来。
其三，魏徵亡，太宗思征不已，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时人、后人都称赞太宗善于纳谏，但太宗为什么善于纳谏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任贤”，以贤人为良匠、以贤人为镜。
太宗求贤若渴，发自肺腑地说道：“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所以贞观一朝，群贤毕至，君臣同心，天下大治，开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辉煌的大唐盛世。
附录：“求贤第三”大意
匡辅国家，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因此，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志士居世，贤人立身，没有不隐居遁世、韬光养晦，等待风云际会、一展雄才的时机。他们胸怀奇才大志，希望遇上明君圣主，实现自己的宏伟报负。因此，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
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杀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因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因姜子牙曾作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浆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
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呢？求贤使能，对君主而言，这是何等的珍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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