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29日讯】流亡英国的前新疆维族医师安华托帝曾多次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新疆维族人器官作见证，他回忆在大陆当医生时，党支部指导员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时他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据美国之音报导，安华托帝说，他父母都出生于新疆哈密，在那儿长大。当年铁路修到哈密的时候，父亲就被招收进铁路系统，又被送到北京中央团校去学习。父亲是中共第一批专门培养的为它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那时候，中央团校的校长还是胡耀邦。我爸爸的团校毕业证上还有胡耀邦的章子。”
从团校回去以后，“父亲就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我们就成了铁路上的人了。”铁路上基本上都是汉族人，少数民族非常少，没有维语学校，所以他就是比较早的一批“民考汉”。从托儿所开始他就学的汉语，后来学了医，1985年他成了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的医生。
安华托帝说，最早对共产党的宣传产生怀疑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卓别林的电影解禁。“那时候乌鲁木齐有些大商场安装了自动扶梯。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新鲜，是非常现代化的东西。”可是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在那个扶梯上跑来跑去。那个电影是一九零几年拍的啊！”他说：“电影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东西了。爸爸说：‘共产党骗了我们多少年了。’”
他爸爸有个姐姐在一九六几年中苏边界大逃亡的时候跑到苏联去了。199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苏关系好了，允许探亲了。1990年他跟爸爸去苏联，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去探望她。那时当地的电视上就已经有关于共产党存亡问题的争论了。回去的路上，他爸爸就跟他讲：“你要是想在中国发展你的事业，必须入党。”
安华托帝说：“老爸，你看这共产党都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说：“不管长得了，长不了，它只要执政一天，你就得当一天的党员。”他说：“行吧，那你给我找两份入党申请书，我抄一下。”
他父亲退休前是乌鲁木齐铁路局运输学校的党委书记，后来是校长。父亲抽屉里有很多入党申请书。他抄完了递交上去以后，他们那个党支部书记，他们叫她指导员，特别高兴。她说：“下次有党支部扩大会议我就叫你。”开会那天刚好他值班，来了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他忙着给病人做手术，把开会的事忘得光光的。那个指导员很不高兴，教训他下次注意。
第二次开会他没忘，但事情就这么凑巧，那天来了一个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三个小时的手术做完了，会也开完了。
第二天早上，那个指导员直接跑来了，气冲冲地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时就把他愣住了，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个指导员接着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我给你毁了，你得重新写。”他说：“好。”然后他就再也没写过。
指导员后来问过他几次：“怎么没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啊？”他说：“太忙了。”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1995年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他们科室的王主任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王主任说：“你想不想做一件很野的事情？”他说：“当然想去。”因为他是个年轻人，而且医生能有什么野蛮的事情可做呢？王主任说：“你去手术室，问手术室的护士长要特大号的手术包，叫上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带上你的两个助手，把我们院的那个救护车叫上，明天早上9点半，你在医院门口等我。”他说：“好。”
当时他还蛮兴奋的。“我们要干啥也不知道。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9点半，他们就来了。他们有两个主任，都姓王，一男一女。他们坐着小车就过来了，说：“你们跟着我们。”他说：“好”，就跳上车跟上了。
从方向上看是去西山医院，结果走到半道儿上，又向左拐过去了, 就开始上山了。他问：“这是去哪儿？”结果那个司机说：“哦，这个是西山刑场。”跟他一起来的那些助手、还有护士一听说是刑场，都吓得不得了。“我们到刑场干什么去啊？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敢说话。”
西山，顾名思义，到处都是山。那两个主任就在那里等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听到枪响就赶快过来。”他说：“好。”然后就想，“这儿枪毙人呢，我们来干什么？你要知道，以前这个铁路系统它是半军事化性质管理，每个铁路职工都有那种大沿儿帽和制服，我们当医生的也有。”所以呢，命令你得听，不准问，不准反驳，你必须执行命令。“我们从小就处在那个环境，都习惯了，枪声就是命令”。
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听到汽车喇叭声音。有汽车过来，还有军人，有人在喊：“立正。”还有吹哨子的声音，那边就开始忙起来了。又过一会儿就听到枪响了，不是一个机枪那种枪，是很多枪同时开枪的那种排子枪。然后就有人说：“快走，快走。”拐进去一看，哟，山脚下躺着十几个被枪毙的，都穿着囚服。头剃得跟他一样（的光头）。子弹从这里打进去（指着后脑勺的位置），把（头颅）前面就打飞了，都是那样的。
有个武警就说：“到最右边那个去。”他们就到那儿去了。那两个主任就在那里等着，然后就说：“现在叫你的助手，把这个人的身体抬到车上，赶快做消毒处理，准备手术。”给他们交代的时候，把他叫到一边。他说：“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肝脏和两个肾脏给摘下来。”他这才知道，哦，是来干这个的。
安华托帝在切的过程中，手术刀这么一下去，这个人就开始有点挣扎，“然后我说，哦，他还没死”。因为肚皮一拉开，刀口还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脏还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钟、40分钟不到，就把手术做完了。然后主任说：“好了，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你的人回到医院。记住啊，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他们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思，都说：“是，记住了。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至于那个器官拿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安华托帝表示，老实说，这件事情当时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一出生下来，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至于那些被判死刑的人，肯定是坏蛋嘛，肯定是国家的敌人嘛。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人人都有保卫国家的职责，消灭敌人是每个人的义务。他就觉得这有什么，无所谓。
直到他出国以后，看到那些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他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可能就跟这个（活摘器官）有关，然后就开始感觉到，天啊，心里很沉重。
1994年，有一天还是这个王主任跟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肿瘤科，一共才40张床。有10张住的都是你们维族人。”乌鲁木齐铁路局有16万职工家属，只有5,000个是少数民族。你想想看，“我们40张床，30张分配给16万人，10张分配给5,000人。”王主任要是不说那句话，他可能到现在都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王主任说了，然后他想，对啊，这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就卡在他的脑袋里去了，就天天想这个事。
“为啥就是我们得癌症的多？”然后他就趁业余时间，跑到档案室翻资料，找那些癌症病人的病例，他找了二千多份，发现发病数量最高的四种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状腺癌。他又回去翻教科书，发现这四种癌症都有一个共同点——与核辐射有关。
“跟核辐射有关，那就太清楚了，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罗布泊实验原子弹，这是公开的秘密。”然后安华托帝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中共）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导致他们这儿的癌症数量特别高。他用了两年时间，从94年开始，到96年的时候，他基本上有了他自己的结论。
1997年底，他来到土耳其，过了两个月，有一个英国的摄制组到了，他们想了解新疆的医疗卫生健康情况。有人把他介绍给他们，说这是一个医生，他应该知道。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发现，他对肿瘤受害者的病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后他们说，“如果我们想拍一部纪录片，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
安华托帝当时就说行，但是说完以后后怕，吓得晚上睡不着。他回去了被抓住了怎么办呢？但是怕归怕，那个时间到了还是跟他们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拍完。带回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得到的那些资料显示，新疆当地人口癌症发病率要比内地，比全国平均数要高35%。
“那种片子（《丝绸之路上的死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这类题材的纪录片），那是一定一定会打头的。”安华托帝说，回到土耳其之后，他就跑到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避难，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去了。他逃离中国，经土耳其辗转抵达英国。现在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奔走于伦敦的大街小巷。他也曾多次为中共的活摘器官作证，向世人揭露中共当局压迫少数族裔的残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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