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秋生翻译报导）3月4日，一个由26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周四（3月4日）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进行新的国际调查。他们说，上个月，世卫团队完成了前往武汉的任务，武汉是发现第一个已知病例的中国城市，他们没有足够机会来充分调查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可能来源，包括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
以下是公开信的内容：
找到SARS-CoV-2的起源对于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大流行和降低未来大流行的风险都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在最初爆发一年多之后，大流行的起源仍然不明。
作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我们一直在单独或者集体寻找COVID-19大流行的起源，认为必须对全部有关大流行的起源假说进行彻底检查，授权对一切必要的资源进行全面了解，而不考虑政治或者其它敏感因素。
根据我们的分析，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中共）当局召集的全球调查证实，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完全源于自然。人畜共患病假说主要基于以前人畜共患病事件的模式，只是SARS-CoV-2可能的起源之一。此外还包括与研究相关的事故假说。
虽然2020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授权开展的“合作”过程本意是要全面审查这一大流行病的起源，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努力存在的结构性限制，使得世卫组织召集的行动小组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
特别是，我们希望能够使公众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一过程所召集的联合小组一半是由中国公民组成，其科学独立性可能有限，国际联合小组成员只能依靠中国（中共）政府挑选的与他们分享的信息，此外，任何联合小组的报告都必须得到联合小组中中国成员和国际成员的一致同意。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无论是自然溢出还是实验室研究相关事件，联合小组都没有得到授权，没有独立性或者必要的途径对所有关于SARS-CoV-2起源的假说进行全面、不受限制的调查。
我们还担心，联合小组的工作已经被媒体不准确地报导为独立调查，称其结论反映了世卫组织的结论。2021年2月9日武汉联合新闻发布会就是这种误解的一个很好例子。尽管这是联合小组的发现，但它们被广泛报导为代表世卫组织本身。
作为世卫组织及其使命的坚定支持者，我们认为必须明确指出，联合委员会的任何调查结果，虽然可能在有限程度上有用，但是既不代表世卫组织的官方立场，也不代表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描述出一个全面和不受限制调查的轮廓，以便制定一个标准用于评价目前和未来的努力。
世卫组织召集的全球调查的局限性
以下核心问题破坏了世卫组织召集的现有的联合调查：
规范联合调查的具体目标、职责和责任的职权范围在没有足够透明度的情况下协商达成（2020年7月），然后在相当长的延迟后公之于众（2020年11月）。
这些职权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规定大部分实地工作必须由中国一方进行，调查结果只需以中国一方选择的形式通知联合小组国际成员进行审查和讨论。
联合研究的中期和最后报告取决于联合小组的17名中国成员和17名国际成员协商一致意见，因此，按照这一过程产生的报告最终很可能是部分基于政治和其它限制的必要妥协。
调查组的国际专家甄选过程没有充分排除利益冲突。
该小组所代表的技能完全集中在公共卫生和人畜共患病方面，而排斥了适合调查实验室或者研究相关事故的法医技能。
该小组没有被授权或访问细粒度的实验室记录、数据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可以自信地评估各种假设。
该小组是在中国（中共）国务院一项广泛的封口令背景下开展工作的，这项封口令阻止任何关于这一流行病的信息自发分享，并要求与中国（中共）政府协调，谨慎发布任何这类信息。该封口令是在2020年2月世卫组织中国联合代表团离开一周后下达的。
联合小组的国际成员自己承认，他们常常依靠中国同行向他们提供的口头保证，而不是独立调查，特别是关于实验室或与研究有关事故的可能性。
在参与调查之前，至少有一名国际小组成员对纯人畜共患病假说表示了坚定的信念——而当时几乎没有关于SARS-CoV-2病毒的任何数据——并对与实验室相关的来源说法表示不屑。这些公开声明使人们严重怀疑他在科学上的客观性。
一个完整的调查应该是什么样的
由于联合小组的调查没有达到目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概述一下如何能够组织一次全面和不受限制的调查。这样的调查需要做到：
由真正独立的团队执行，没有未解决的利益冲突，没有任何内容由具体议程或者国家的全部或部分控制。
多学科交叉，包括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野生动物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法医调查员、生物技术安全和生物安全专家等。
包括几个具有汉语技能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他们可以帮助理解原始事件中的行为，也可以帮助解码调查过程中的动态。
首先考虑每种途径的所有可能情况，这些应该包括：
一种纯人畜共患病事件，有或者没有中间宿主；
实验室员工或者一些伴随的非实验室人员在采样点的感染；
在运输所收集的动物和（或者）样本时发生的感染；
发生在武汉某实验室的实验室获得性感染（LAI）；
非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实验室泄露，例如通过废物处理，或者动物逃跑或者被不当处理。
遵循常见的法医调查方法，基于：
传统的严格实地调查；
分析人员分析收集到的元素；
开源情报帮助收集更多信息；
回顾以往人畜共患病事件和与实验室相关的事故，从中可获得技术和制度上的见解。
拥有充分或者重要的访问权限，接触所有现场、记录、样品和相关人员，包括：
重要的武汉市场；
所有已知的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中国或者国际实验室和机构，或者与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团体共享的设施或者设备；
2019年秋季早期或者疑似患者的医院记录，包括与患者或联系人的面谈记录；
重要的病原体采样点，如墨江矿；
目前和过去的人员，如2019年实验室的员工和特定取样现场的人员。
授权全面查阅参与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和机构的所有相关记录，包括：
环境报告；
检验报告；
维修保养记录；
实验室实验日志；
原始序列读取；
样品出货记录；
标本销毁记录；
人员日志；
事故报告；
动物繁殖记录；
取样行程记录，包括2013年墨江取样行程；
病原体、样本和分离物的关键数据库，包括那些离线采集的。
授权完全访问粒度数据，最好是直接来自来源地，以原始形式，而不是汇总数据。如果需要，这些数据可以匿名化；不应该有任何法律理由来限制访问。
授权充分获取市场样本、环境样本、医院样本和任何可能的样本，如废水和血库，并获得完全许可进行独立测序或其它测试。
授权查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例记录以及相关的初级医院和（或）诊所记录。
授权完全访问中国其它描述肺炎病例的数据库。
能够进行保密面谈，包括对早期病例及其亲属以及过去和现在与有关地点或者机构（例如市场、医院、取样地点和实验室）的有关人员进行面谈。
部署一个安全的报告渠道，让人们能够在不惧怕惩罚或报复的情况下秘密提供信息，无论他们在哪里。
结论和下一步
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必须依靠成员国合作的国际机构，世卫组织在这类调查中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我们无意破坏世卫组织，它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工作，以满足全球巨大的需求。
虽然联合小组的调查是国际社会获得一些有限和高度保护信息的重要机会，不幸的是，它被证明是不透明和受限制的，这极大地损害了调查的科学有效性。
由于全球有二百多万人死亡，超过一亿人感染COVID-19，全球范围内一些最脆弱的人口受到大规模侵害，我们必须要对大流行的起源进行绝对彻底和可信的调查。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和勇敢地检查这场大流行的起源，我们可能对未来可能更严重的大流行毫无准备。
因为我们认为联合调查组的程序和迄今为止的努力没有构成彻底、可信和透明的调查，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结构和程序。
签名人：
科林‧D‧巴特勒，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中心名誉教授，堪培拉，澳大利亚
布鲁诺‧卡纳德，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分子病毒学家，CNRS博士
亨利‧卡普，博士，动物学家，法国图卢兹自然历史博物馆
Y‧A‧陈，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博士后，哈佛大学，美国
让‧米歇尔‧克莱弗里，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名誉医学教授、病毒学家
法比安‧科伦坡，博士研究生，传播与科学社会学，MICA，波尔多蒙田大学，法国
弗吉妮‧考迪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雅克莫诺研究所进化遗传学家
弗朗西斯科‧A‧德‧里贝拉，工业工程师，MBA，理科硕士（Res），数据科学家，马德里，西班牙
艾蒂安‧德可乐利，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分子病毒学家，CNRS博士
鲁道夫‧德‧迈斯特，工程硕士，MBA，前审计师IHEDN，法国
吉勒斯‧德曼努夫，工程学（ECP），数据科学家，新西兰奥克兰
理查德‧H‧埃布赖特，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学教授
安德烈‧戈菲内，医学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
弗朗索瓦‧格兰，生物物理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法国巴黎大学
何塞‧哈罗依，物理、生物物理学和可持续性教授，巴黎大学，法国
米尔顿‧利滕伯格，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
菲利帕‧兰佐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科学与国际安全高级讲师
罗斯玛丽‧麦克法兰，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公共卫生助理教授，理学博士
杰米‧梅兹尔，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多米尼克‧莫雷洛，生物学家，CNRS博士，法国图卢兹自然历史博物馆
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医学教授
史蒂文‧奎伊，医学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前助理教授
莫纳利‧C‧拉哈卡尔，科学家，印度浦那阿嘎卡尔Agharkar研究所
罗萨那‧谢格列多，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微生物学系博士
冈特‧泰森，遗传学教授，德国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Matthias Schleiden研究所
雅克‧凡‧海尔敦，法国马赛大学生物信息学教授。
责任编辑：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