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Flint撰文／姬承羲编译）一个典型民主社会的运作，仰赖公众的意见。而为了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
在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媒体（至少负责的媒体）应当致力于多方探寻事实，向民众提供全面的报导。正如《伦敦时报》（London Times）早在1851年承诺的：“新闻媒体的第一要务，就是针对实事，获取最即时、最准确的资讯，然后在第一时间发布，让这些资讯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
这一传统的观点，还衍生出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即使媒体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也必须让读者、听众和观众能够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评论。
“允许自由评论；但事实真相，神圣不容混淆。”
然而，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的主流媒体一齐上阵，针对关于唐纳德·川普总统的一系列所谓事实，进行了大量宣传。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对川普通俄的指控。最终，即使靠着非法的电子监控，和漫长、昂贵的“穆勒调查”，还是没找到一丁点儿相关证据。但是，媒体既没有就此道歉，也没有更正他们的报导。
而其它的民主国家，又是如何报导的呢？
澳洲的情形也许是个典型。大多数驻美的澳洲记者，都追随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报导方式，对真相显得毫无兴趣。可是，探索真相，恰恰是正统新闻学的精髓。
当然，澳洲版的《大纪元时报》是个例外。还有悉尼《每日电讯报》（The Sydney Daily Telegraph）的米兰达·迪瓦恩（Miranda Devine），也非常突出。迪瓦恩一直与《纽约邮报》保持合作。
在大选前，《纽约邮报》就积极报导亨特·拜登的电脑事件。电脑中的电邮，牵出了拜登家族的丑闻，涉嫌向外国寡头（包括中共）提供门路，供其直接影响美国核心政治。因为报导的内容，《纽约邮报》的推特账号一度遭到封禁，他们的文章甚至被扣上了“俄罗斯假信息”的帽子。但是，随着大选结果慢慢尘埃落定，一些美国的主流媒体也转了风向，开始报导亨特·拜登被调查的消息。
而澳洲的媒体，它们的报导，只要一涉及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欺诈指控，就会被贬为“毫无根据”的消息，或者冠上类似的轻蔑词句。
相反的，针对总统的大量假新闻，却从来无人质疑。这些报导毫无根据，尤其是所谓的通俄事件，以及后来假传的、总统针对阵亡士兵所说的话——当时在场的人，谁都没有听过那些话。
事实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宣誓证词、专家分析、视频和其它证据，能够有力地支持一系列大选欺诈指控。川普团队的大律师——林伍德（Lucian Lincoln “Lin” Wood Jr.）更表示，这样的宣誓证词，数以万计。身为媒体，非但不报导这些事实，还冷嘲热讽，这是对新闻媒体基本职业操守的亵渎。
尽管大多数法官拒绝聆听这些指控，但这绝不表示，这些起诉案缺乏证据。相反地，川普总统在任期内做出的许多决定，都会很快召来某些法官的听证（尽管看起来都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发布一道禁令来限制川普。
就连德州和其它17州联手，提出的强有力的选举诉讼，都被最高法院退回。也许，在未来某一天，这些大法官会看在人民的份上，解释一下自己当时为什么毫无兴趣，对最严重的选举舞弊案展开听证。
有一份报告声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害怕，一旦受理欺诈指控，将引发大规模暴力。但这种说法已经被否认了。
与此同时，前加拿大的媒体业大亨、《旁观者》（The Spectator）和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的所有人——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表示，就算美国的法律系统不愿审理大选欺诈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经验丰富的布莱克，自己也深受其累，他讽刺美国的法律系统已经“严重故障”，只知道审理一些“在其它任何严肃的司法体系中，都会被视为无聊的诉讼”，以此来榨取纳税人的钱。
且不论其真实原因是什么，令人好奇的是，最高法院竟然对这起诉讼毫无兴趣。该案，可能是多少年不遇的法律与宪政大案，令无数美国人忧心，更引来大量外国盟友的关注。如果连这样的案件也不愿审，那我们不禁要问，最高法院是用来做什么的。
至于美国的新闻媒体，大多数都选择了回避大选欺诈的问题，他们无意探究选举结果是否被窃取，更别提采取行动、进行调查了。但仍有例外。一位年轻却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大纪元时报》（英文版）的约书亚·菲利普（Joshua Phillip），制作了纪录片《2020美国大选调查——谁在盗窃美国？》（2020 Election Investigation: Who is Stealing America）。该纪录片，可以说是针对大选欺诈问题，最完整、最有条理的调查报告。
归根结底，本文的用意，绝非号召媒体，承认美国大选欺诈的指控。相反地，是为了呼吁媒体，重拾他们的判断力，公正、负责、专业地报导这些指控。
原文Facts Are Sacre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大卫·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誉法学教授。他曾担任澳大利亚新闻理事会（Australian Press Council）和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的主席。他也曾在澳大利亚的一次修宪公投中，为维护君主立宪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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