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孺慕汉文化 诗文鼎盛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传统的中华王朝，在文学史上有着集大成的特点，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完美总结。在最繁盛的康熙朝，国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斐然灿烂的文化。热爱儒学与诗文的康熙帝，就像一位开拓者，打开清初文坛的局面，也奠定了整个清朝文学的繁荣。

正如周天子欲观风俗民情，而诗三百传世；汉武帝欲润色鸿业，而辞赋光大；魏武帝慷慨歌诗，建安文学勃兴；唐太宗雅好诗文，唐诗成一代文学；康熙帝对华夏文化的敬慕与倡导，也影响了身边的大臣乃至整个国家。他更通过实施政策、礼贤人才、勤于创作等方式，营造了清初文坛活跃、宽松的环境。

自古在朝代兴起之时，必有博学多闻的大儒，重振文坛运势，阐述并发扬经史典籍，写下文采焕然的诗文，作为顾问、学士的备用人才。——康熙帝

（出处：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康熙朝实录》）

清朝初年，许多学识渊博的大儒，以明朝遗民的身份坚守民族气节，断绝仕途而遁隐民间。康熙帝素来孺慕华夏文化，从亲政之初就努力招致天下遗贤，表达对汉族文人的礼贤和敬重，也为繁荣清朝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就颁诏天下，命官员在各地寻访才学兼备的文人，举为“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城留用。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平，国势稳定。为了招纳更多的贤才，康熙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愿，命京城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督抚，遍寻“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无论他是否已经做官，都要推荐到朝廷，由皇帝亲自考试、录用。这就是康熙帝开“博学鸿词”科，成为清初文坛一件盛事。

博学鸿词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两宋亦有延续，着重选拔文采出众者为官。在康熙帝的倡导下，官员纷纷举荐文人名士入京。当时正值寒冬，康熙帝对这些文坛精英非常优待。他认为，冬日昼短不利于答卷，就下旨延后考期，等来年春暖时节再行安排。同时，他还让礼部官员照料所有人的食宿，并发送钱粮，将他们妥善安置。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紫禁城中春风煦暖，礼乐悠扬，一场招贤纳士的大型考试即将展开。一百四十三位名家大儒，齐聚太和殿，在一系列礼节之后，赴体仁阁一一就座，准备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试题是两篇诗文《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正式开考前，康熙帝还破例赐宴，以示极大的礼遇和重视。

经过十多天的批阅，康熙帝录取了五十人，其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分别授以翰林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职。知名的陈维崧、朱彝尊、汤斌、汪琬、施润章等清初名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科考，康熙帝在各地巡行时，也很注重寻访当地的名士。对于少数几位不肯出仕的宿儒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之辈，康熙帝感其心志，为他们叹息不止，命人抄录他们的著作藏于京中。

不过，在康熙帝的感召下，更多的贤士表现出对新朝的认同，愿意为天子效力。他们不仅能够入朝为官，还能参加许多大型的修书工作，比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在所有文化书籍中，最著名的就是纂修《明史》了。康熙帝开《明史》馆，延请博学鸿词者编修前代史书。这些汉族文人，在修史过程中，也将一腔对故国的怀念与忠义注入文字中。因而《明史》在二十四正史中质量属于上乘，特别在后几代史书中堪称最佳。清学者赵翼评价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1]

倡导诗文

环顾身边诸臣，都是身居高位的重臣，承担辅佐朝政、直言上疏、掌管典籍的责任。你们应该一起赋诗，传承雅、颂的诗歌传统。——康熙帝《升平嘉宴诗序》

（出处：顾瞻诸臣，或位居谐弼，或职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司献纳，宜共成篇什，以绍雅颂之音。——《康熙朝实录》）

身居高位的天子，对待文化的政策，往往会引领一个朝代的文学风向。康熙帝崇尚汉文化，优待并擢拔文学之士，更大力倡导诗文词赋的创作。他曾对翰林院学士说，治道首崇儒雅，如今四方平定，正是振新文教的大好时机。而翰林院官员中，长于词赋以及书法的人，都要陆续进呈自己的作品。

康熙帝不仅仅在博学鸿词科中，以诗文取士，他更把倡导诗文用于其它政策中。比如，他要求当时的大学——国子监生员，在学习《四书》之外，也要作诗赋文，每年春秋两季还要举办诗歌的会考。康熙帝在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期间，还要求官员召集当地书生，进行诗文测试，将优秀者记名、予以褒奖，以备录用。

在君臣相处中，史书也多次记录了康熙帝和大臣赋诗唱和的事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上元节那天，康熙帝为庆祝三藩平定，在乾清门大宴近百位群臣，包括翰林学士等文学之臣。席间君臣开怀畅饮，谈笑风生。第二天，康熙帝作《升平嘉宴诗序》，并首唱“丽日和风被万方”，群臣复集于太和殿，依照“柏梁体”的格律联句赋诗。[2]汉武帝君臣曾于柏梁台联句赋诗，每句七言皆押韵，是为柏梁体。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五十寿诞之际，群臣请求朝贺并进贡珍宝。康熙帝却说：“尔等如此进献，外地的督抚一定会效仿，所以朕绝不接受。朕素来嗜好文学，诸位大臣有诗文进献的，便留下来欣赏。”[3]之后大臣们做了一面万寿屏，把屏风上的文字誊写成册，一同送给康熙帝贺寿。康熙帝也只留下了册子，却把屏风退了回去。

再如康熙帝在临终之年、即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在乾清宫前赐宴文武大臣，更邀请了年满六十五岁的退休或斥退官员。他先自作七言律诗一首，又让参与者各自赋诗以记录盛事，最后编成《千叟宴诗》。

此外，康熙帝赴南苑围猎，或者收到外国进贡的狮、象等奇物，也会命大臣随时赋诗。

康熙帝本身文学修养极高，也常常赐诗给有功勋的文武官员，以示特殊的嘉奖，并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和词臣的联系。在康熙帝的“御制文集”中，明确标示为赐诗的作品就有六十首。而在地方，康熙帝的赠赐活动更为频繁，仅山西一省，据《山西通志》统计，山西籍或在山西做官的人员，得赐康熙帝御制诗总计三十二首、御书前贤诗歌总计三十六首。

这些倡导诗文的举措，不仅流传出大量的文人雅韵，对清初文坛也有着重大意义。赐宴、庆典的大型活动中，几乎囊括当朝所有工于诗文的才子。他们既是辅佐君王的重臣，也是主持文坛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创作以及社会地位，对天下文人起着鼓舞和引导作用。同时，康熙帝以至诚之心结交汉族文人，实现君臣一心一德的理想境界。这也化解了他们对故国的悲情心态，文坛风气亦随之转变，咏唱出盛世之音。

著作宏富

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澹；嗜欲澹，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康熙帝

（出处：《庭训格言》）

康熙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学不倦的皇帝。史书记载，康熙帝五岁时开始读书，常常诵读到半夜也乐而不倦；十七八岁时读书过于辛劳，以致于咯血也不肯稍事休息；老年时仍然手不释卷，谦逊好学。

正因如此，康熙帝在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同时，在学识、文艺领域同样令世人叹服。曾国藩称赞康熙帝：“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4]

高才绝艺的康熙帝，文学兴趣广泛，在政事之暇，也搦管翰墨，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他崇尚儒学，也在文学创作中传承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他的文学主张，散见于史书记载。首先，康熙帝倡导文章、道德的统一。他曾说：“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5]

儒家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文亦如此。康熙帝认为做文章，应以内容为主，反对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即“主于明道，不尚词华”。不过，他最推崇的仍然是“文质灿然”的内容与文采兼备的佳作，令人“神解意释”，在阅读和感悟的过程中产生释然、愉悦之感。

在质的方面，康熙帝努力学习华夏文化，而在文的方面，他也在不断提升技艺，谦逊地向身边的文臣请教。《静坐读书自喻》的诗序中，康熙帝提到，大臣如果对他的作品提出韵脚不当、平仄不和、典故不稳、联句不雅等缺陷，他就立即更正。

在《四库全书》中，康熙帝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有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其中包含了诗、词、文、赋等正统文学样式以及文艺评论。其中，散文和诗歌是最主要的样式。他的散文叙事平易生动，风格质朴清新，颇有大家风范；大量的诗歌，更集中反映了康熙帝的艺术成就。康熙帝一生，留存御制诗一千多首，其数量可与盛唐诗人媲美。足见其对诗歌的偏爱以及为倡导诗文付出的心血。

他的诗歌内容极为广博，天地山川之风光，古今治乱之事迹，无不见于诗作。康熙帝遵循诗言志的传统价值，以九五之尊关注着他所统御的朝代，在锤炼的字句中流露出治国安邦的理想，以及积极用世的情怀。

下面我们来赏析两首康熙诗歌，一探康熙帝的文学素养与内心世界。

《古北口绝句》：“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登城》：“城高千仭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

康熙帝登高赋诗，望见峻远的断山、千仞的城墙，构筑了坚不可破的防御体系，展示一朝帝国的盛世气象。不过，康熙帝却有着意象之外的联想，抵御外敌，靠的不是关隘险固，而是施行德政，教化四方；一国兴盛，不在于车水马龙的表面繁华，而是要把百姓生计视作眼前最重要的事。这两首诗，笔法大开大合，警句发人深省，蕴含治国安邦的根本，真帝王诗歌也。

满族文学

纳兰性德擅长赋诗，尤其精通填词。他学习南唐、北宋词家的风格，词作极富细腻幽微的艺术美。

（出处：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清史稿》）

华夏的少数民族总是给人勇武有余、文采不足的印象，但当他们问鼎中原、统一华夏时，也会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从马背上的猛士化身文武兼修的君子。特别是在康熙朝，康熙帝视满汉为一体，大大推崇汉族的儒学和诗文，也努力提升八旗子弟的文学素养。

在康熙帝的影响下，许多满族人热衷于结交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并且像汉人一样读书明礼、科举入仕。自此，满族文学逐渐兴盛，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

这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满清第一才子”纳兰性德。他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隶属满洲正黄旗人，父亲是内阁重臣纳兰明珠。他十七岁进太学，十八岁中举，十九岁中会试，二十二岁补殿试，高中进士。康熙帝对纳兰性德青睐有加，留他在身边担任御前侍卫，君臣关系亲厚。

贵公子纳兰性德，是位善骑射、工诗词的文武全才。他为人超逸脱俗，情感丰富细腻，在填词方面成就最高。其词多写情感、边塞江南、咏物咏史等内容，词句清新隽秀，情境哀婉缠绵、悲慨沉郁，远追李煜、晏几道之风。

虽然他只有三百多首词传世，但是纳兰词佳作频出。纳兰性德编有《侧帽集》《饮水词》两部词集，他的词作一经问世，就有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纳兰性德还和汉人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甚至被誉为清朝“国初第一词手”。

另一位成就较高的是岳端。他是亲王岳乐之子，诗画皆精，在皇室中有首倡风雅的美誉。“西岭生云将作雨，东风无力不飞花”是其佳句，时称“东风居士”。他本是郡王，却屡屡受挫被降为闲散宗室，郁郁不得志，诗作中往往流露出狂放悲慨之辞。他有诗集《玉池生稿》等，还作戏曲《扬州梦传奇》，成为满人中写戏词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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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出自《论诸朝正史之优劣》。
[2]出自《清史稿·圣祖本纪》、《东华录》。
[3]出自《东华录》。
[4]出自《国朝先正事略序》。
[5]《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卯条。@*#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