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8月06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atthew Ogilvie撰文／信宇編譯）最近，國際媒體的新聞報導連篇累牘，聚焦了中共治下的嚴重經濟問題，一些人甚至預測中國將進入「經濟遺忘」（economic oblivion）時期。
大多數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國經濟問題的「內容」和「方式」上。然而，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場經濟災難為何如此迫在眉睫。
答案就是中共的極權統治，以及這個政權對世界和人性的錯誤看法。
歷史上，古老的中華文明給世界帶來了偉大的文學和哲學，以及車輪、指南針、紙幣、印刷術和火藥等科技創新。
然而自第一代黨魁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以來，在科技上共產主義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創造性貢獻，因為它一直把創新性思維用在建立勞改營、加強社會壓迫和強化人口控制等方面了。
同屬華人社會，台灣依靠科技創新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而與之相比，共產主義中國的經濟災難顯得更加明顯。
台灣鼓勵創造和創新，並在研究和開發方面蓬勃發展。這個小島創造了備受世界讚譽的計算機芯片產業，這個產業如此重要，以至於如果台灣遭到外敵入侵，全世界的計算機都將處於危險之中。
然而，共產主義中國並不鼓勵原創性研究和創造。與之相對，中共嚴重依賴於複製他人的科技成果。
社會創新缺失
雖然抄襲智能手機和太陽能電池板等全球領先技術可能奏效，然而中共對原創研究的壓制導致「尖端科學」無法在中共治下實現。
最終的結果是，儘管第二代中共黨魁鄧小平承諾通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推動經濟發展，然而當前中國經濟卻因不可持續的金融借貸以及創造了無數鬼城的建設型經濟而持續衰退。
鄧小平及其歷任繼任者不明白的是，社會主義本身造成了中國的經濟困境，因為社會主義與傳統真正的中國價值觀顯得格格不入。
通常而言，繁榮的經濟依賴於創新和獨創的解決方案。而共產主義強調集體思想和國家控制，將服從置於創造之上。
這一點在中共應對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的反應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年疫情爆發後，出於對北京中央政權的敬畏，地方對疫情的創造性解決方案被扼殺了。換而言之，共產主義助長了地方對國家的依賴。這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依賴，還意味著思想上對國家的依賴。
毫無疑問，這扼殺了個人的智力活動，壓制了創造性思維，而這種思維本來可以創造繁榮的自由經濟，也可以對抗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
在抗擊新冠病毒全球疫情的鬥爭中，共產主義中國所能做的就是生產一種比西方競爭對手更昂貴、更無效的疫苗。
與西方社會相比
共產主義還存在迷戀技術和物質解決方案的問題。
每個問題都有五年計劃和技術解決方案，即使這些解決方案與其它計劃相矛盾，如曾幾何時在全國推行災難性的獨生子女政策，而現在則鼓勵生二胎、三胎等。
本質而言，苛刻的物質主義使共產主義變得盲目和無序，它只考慮經濟的「硬件」，卻忽視了作為成功經濟基礎的文化「軟件」。
如果我們考慮一下現代世界最繁榮的西方經濟體，就會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因為西方經濟並不會自上而下地強推五年計劃或一系列技術目標。
與之相反，西方經濟始於人的哲學和一系列關於人性本質的命題，究其本質而言，崇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了我們每一個個體某些天生的權利和能力。
美國的社會繁榮並不是依賴於其自然資源、地理位置或任何其它物質因素。
相反，這種繁榮自然而然地源於其人本哲學，對人權的肯定，對個人自由、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促進和發展。
換而言之，美國的偉大之處在於，繁榮並非來自物質資源或技術解決方案，而是建立在道德基礎和人民的自由之上。
推動我們的文化和經濟成功的動力，既不是對個體的控制，也不是中央集權。
恰恰與之相反，美國社會之所以繁榮昌盛，是因為自由、個人責任、思想獨立和自由，以及對人類尊嚴和個人權利的肯定。沒有這些，我們就沒有創新，沒有增長，只有抄襲、知識盜版和停滯不前等。
簡而言之，自由和開放的思想創造了強大的經濟和繁榮。
而共產主義和壓抑的思想則會滋生貧困和經濟崩潰。
身在北京中南海的一眾中共高官仍然強調服從和控制，反對自由和創新，固步自封而不自知。他們越早認識到這一點，中國經濟就會越有活力。
作者簡介：
馬修‧奧格爾維（Matthew Ogilvie）博⼠是澳⼤利亞知名學者和作家。三⼗多年來，他⼀直在澳⼤利亞和美國的⾼等院校任職。他⽬前擔任西澳⼤利亞州議會和澳⼤利亞⾃由黨聯邦議會的領導職務。在「業餘時間」，他是⼀名⾃衛教練和毒蛇捕手。
原文： Without a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China’s Economy Will Always Be Second Clas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