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程静、骆亚采访报导）中国经济疲软，地方政府罚没收入近年来呈两位数增长，网民曝出很多几十元小生意被罚上千甚至上万案例。近期中共发文取消和调整33个罚款事项。专家分析，这没有用，“罚款”已成地方政府制度化行为，当局变相抢钱以解决财政及经济危机。
多地曝政府以各种借口开罚单
中国经济低迷，各地财政紧缺，政府为财政开源乱收费，动辄罚款上千上万的案例层出不穷。
近日，北京皖南温馨包子铺因为在外卖平台上售卖豆腐脑，被市场监管部门以超出经营范围为由，没收所谓违法所得7014元，罚款15,000元（人民币，下同）。
河南驻马店，一名年近七旬的老翁，摆摊卖了茼蒿，收入12元人民币，被市场监督局罚款5.5万元。
9月，北京多多添添餐饮公司出售凉菜，同样被以“超范围经营”为由，罚款1000元。
7月，合肥多个餐馆卖“拍黄瓜”被罚款5000元。
6月，河南洛阳，卖菜大爷挣21元，被指蔬菜不合格，被罚款11万元。
5月，在河南省，对超载的卡车司机处以异常严厉且反复的罚款，导致一名司机收到58笔罚款。
4月，常熟市一家餐饮店在外卖平台“蟹记蚝宅”店铺销售生醉皮皮虾、海胆刺身、生醉梭子蟹等生食，被指扩大经营范围，没收所得2362元、罚款5万元。
另外，推特上还有网友爆料近期政府“钓鱼执法”事件。贵州六盘水47岁的男子唐登向开车前往工地时，被一名漂亮女子拦住，要求搭顺风车。女子上车后主动提出给男子10元钱，唐登向看到女子在用手机录音，担心有诈不敢收钱。不久后，唐登向被身穿制服、声称是运管局工作人员的面包车截停。随后，他被认定为非法营运，罚款4万元，行政拘留10天。
中国经济危机 政府罚没收入呈两位数高速增长
对此，时事评论员唐靖远21日对大纪元表示，各地罚单猛开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房地产和金融机构等等是频频爆雷，而地方政府都存在着海量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机构甚至开始拖欠工资。
唐靖远说，“在经济没有出路的背景下，割民间的韭菜就成为一个为数不多的生财之道，所以这个不是巧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动能，它只能够靠变相的敲诈百姓来敛财这么一个客观现实。”
官方数据也显示，罚没收入年年攀高。据中共统计局数据，除了疫情刚爆发后的2020年，2017至2019年的罚没收入都呈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大大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增速。
2021年的罚没收入更是以19.21%的增速达到3700多亿元，高于车辆购置税、关税等税收，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83%。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21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国的工资给付是中央一部分，地方政府财政一部分，“现在这一块大量缩减，很多地方都降半薪，大家都通过罚款自谋生路，他们有权力。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这些穿官服的，在公路上执法，还有卫生执法、物价执法、工商执法，说你超范围经营，变相的一个苛捐杂税。他用政府的公权力变相去抢钱，跟强盗是一样的。”
分析：“罚款经济”成政府制度化行为
今年7月31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整治“三乱”问题，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11月又取消和调整33个罚款事项，取消16个，调整17个，涵盖国务院各个部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在极权统治当中一贯做法。”李恒青说，“你现在取消了多少条这个法规政策？我可以给你变相的，给你变出更多的对策。”
唐靖远也认为，“这类决定，我觉得它根本不可能去阻止借执法之名来逐利的现象。因为以罚款之名行拓展财政收入渠道之实，这个并不是某一个个人或者说某个个别机构的一种个别行为。”
“其实它已经成为一个政府机构制度化的行为，尤其是在交通、城管、社会综治等等这些领域，这些部门它表现得最突出。也就是说各大系统，它们对罚款是有一个内部指标的，是作为一个工作业绩的一部分来对待的。”
中共取消和调整的罚款事项，包括下调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上限，上调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上限；取消1万元的罚款起罚数额；通过责令改正能够予以纠正的，可不再罚款等等。
唐靖远表示，“它可以下令说取消一部分罚款的项目，但是在那边它随时又可以增加一些新的罚款项目，那么像国务院这种做法，它基本上就是走一个形式而已了。”
目前，中共行政部门的大量罚款，不仅成了经济创收的来源，同时也是维稳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
唐靖远说，对民众或者私营企业来说，即便做到了像阿里巴巴或者像滴滴出行这样巨大的规模，它照样会被中央部门随便一个借口、一个理由就可以施加巨额罚款。那么上行下效，它就必然形成一个中共特有的这种“罚款割韭菜”的机制，“罚款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正常的这种行政处罚措施这么一个范畴，而是成为中共一种政治性的手段。”
他说，根源来自于中共当年靠“打土豪抢劫富人”起家的经验，这种现象要是持续下去，等于对这个经济加上了更多绳索，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共的做法，对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责任编辑：胡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