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01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Terri Wu报导／秋生编译）5月，当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连续六年卫冕“跑得最快的国会男议员”[注：指他参加的“美国寿险协会资本挑战赛”（ACLI Capital Challenge），该比赛是一年一度的三英里公路赛，参赛者包括国会议员、高级政府官员、联邦法官等贵宾]的称号时，他完全没有心思去庆贺胜利。
在以令人敬畏的20分3秒的成绩赢得3英里比赛时，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议员发现自己正在把注意力转向冷战后的美国。
他在华盛顿为政府和媒体工作人员举办的该年度比赛中获得国会男子组冠军后，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纸面上看，这是一场胜利，但是在现实中，我的行动很慢。”
这位39岁的立法者说，“胜利正在打败我，就像柏林墙倒塌后的美国，就像2016年‘比赛’后的汤姆‧科顿（Tom Cotton）参议员。”科顿是加拉格尔在2017年首次参加该比赛时击败的卫冕冠军。
他说，“所有已过全盛时期的、震怒于荣光的消逝的政客都应汲取一个教训：自满情绪会害死人。”
几个月前，这位开启了第四个任期的国会议员、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接受了领导新成立的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全称是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加拉格尔在夺冠后的评论表明，他正投身于这项新事业中。
一位接近该委员会的消息人士告诉《大纪元时报》，“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最危险的窗口期，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取得进展。”
反击中共政权是在国会中吸引两党支持的少数领域之一。至于如何准确描述这一挑战，议员们有不同看法，例如，北京是否构成“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抑或只是一个“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是，据该人士说，委员会的两党都“非常支持”反击中共。
她说，一个原因是，阻止中共入侵台湾是国会超过15个其他委员会的成员的核心优先事项。
美中经济关系是两党共同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尽管有人称之为“脱钩”，有人称之为“去风险”。她列出了具体的行动项目，包括实现美国供应链的独立性，确保美国公司和投资者不被卷入中共政权的侵犯人权行为，而且要告知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
虽然在应对中国的挑战上，民主党人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措辞，但在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这一观点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众议院外交事务印太小组委员会（ House Foreign Affairs’ Indo-Pacific Subcommittee）排名第一的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Ami Bera，加州）在5月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经济侵略的听证会上说，“我不使用冷战的语言，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正走向一场对抗。”
美中“僵尸式的接触”
但是，有些人担心，这一信息并没有传到白宫。
5月21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说，美中关系“很快就会解冻”。
一个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导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取消了他原定于2月初的中国之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白宫一直寻求恢复与北京的定期对话。
5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奥地利维也纳告诉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拜登政府正在“寻求超越”间谍气球引发的紧张局势。在美国海军于2月6日将其击落之前，该气球飞过了美国的敏感军事基地。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在5月初告诉《大纪元时报》，“总统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并且认为美国有能力在这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我们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我们希望保持沟通的渠道畅通。”
拜登政府还试图为美中关系建立护栏，但是中共外长在3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激烈地驳斥“竞争”说，称这是“全方位遏制打压”，而所谓“护栏”则是欺凌。
数周来，美国一直在谋求拜登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间的另一次会晤，而中共一直抵制这一提议。
这种对话恰恰是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所反对的。
在他看来，美国的这种接触的目的是要征得中共的同意才能做事，而中共当局则以承诺对话为诱饵，希望用“关系”来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使华盛顿无法专注于行动。
史达伟最近告诉《大纪元时报》，“所以我对所有这些关于护栏等观点的讨论感到有点困惑，这百分之百是上了北京的当，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他补充说，“我们应该采取更多行动来保护美国利益，少担心中共国（PRC）会如何回应。”他使用的是该政权的官方名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字母缩写。
他说，“他们不会反应过度，因为他们承受不起。”
加拉格尔同样对拜登政府的做法不屑一顾，将其描述为“僵尸式接触”。
在5月24日与记者们的电话会议上，这位立法者对“我们的战略核心支柱是经济接触的复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说，关于政府的战略，“我们可以竞争，也可以合作，或者我们可以去风险但不能脱钩；我对这种观点非常怀疑，我认为这种不明确的态度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混乱，破坏了我们的方针。”
当被问及拜登关于美中关系即将解冻的声明时，加拉格尔告诉《大纪元时报》，“尽管政府一厢情愿，但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只会越来越成问题。”
他继续说，“我们正处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最大危险窗口内，这就是为什么国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加强台湾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威慑力。”
拓展国会的两党领导力
在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5月份的第一次业务会议上，委员们通过了给国会的政策建议，以遏制中共对台湾的入侵。据一位熟悉会议的人士说，该小组这样做是为了“建立两党共识，以便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并阻止中共的侵略”。
同时，一些分析家也转向国会山，要求其带头解决中共对美国的威胁。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川普政府末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顾问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则认为，拜登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功，包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订的AUKUS防务协议、与太平洋盟国签订的加强相互防御的双边协议，以及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的禁令。
他对《大纪元时报》说，“总的来说，如果盟友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寻求美国强硬的立场和决心，他们应该去国会，而白宫则不一定。”
他认为，美国农田保护问题是国家和州一级立法机构带头支持政府、采取新行动的一个例子。
5月初，拜登政府提议对外国土地购买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规定在其它8个军事设施附近购置土地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新规则将于6月初生效。
在此之前，许多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提出法案，禁止中国实体购买或租赁美国农田。此外，各州，如德克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等八个新增（设土地购买控制）军事基地所在的州，也提出或通过了相同目的的州一级立法。
赫尔曼说，这种国会和州一级的行动显示了选民的关注，使行政部门更容易采取行动。
赫曼和他的前上司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5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总统无法独自对抗中国”的文章中，希望利用国会在应对中共方面的领导力，敦促国会禁止中共拥有的TikTok（国际版抖音），扩大对COVID-19起源的中国调查，并禁止中资公司购买美国农田。
他们还建议国会取缔电信塔中的中国制造部件，首先是军事设施附近的电信塔，并取消对开设有孔子学院的学校的联邦资助，批评者认为，这些孔子学院是中共支持的语言中心，传播北京当局的宣传，旨在影响美国学生。
北京惧怕这些遏制
美国国会两党对遏制中共的关注是中共当局所惧怕的，也是中共当局努力阻止的。
中共领导人在3月份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公开指责说，美国应该对中共政权遇到的麻烦负责。
习近平在对全国政协（中共的政治咨询机构）委员们的讲话中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和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因此，习近平呼吁委员们“敢于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并在观察到“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后通过微调战略主动推动变革。
一些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前所未有的直接态度表明，美国政府遏制中共的努力确实奏效了，这项运动始于川普政府时期、主要在拜登时期继续进行。
根据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一家独立的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兼《政治风险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人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的说法，虽然拜登政府永远不会将其战略描述为“遏制”，但这正是他们在实践中所做的，华盛顿避免使用这种语言，“以避免不必要地激化冲突”。
也是《大纪元时报》撰稿人的科尔告诉该媒体，“每个人以及拜登政府都声称我们并没有在围堵（中共）。
“但事实上，我们在日本、台湾、菲律宾都有军队；我们正试图与越南交朋友；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基地，在印度和中国的边境有部队，而且我们在中亚各共和国都有基地；我们唯一没有驻军的地方是蒙古和俄罗斯。
“我们正试图让欧洲人也对他们施加贸易压力和经济关税。”
据科尔说，习近平随后寻求“小赢”（little wins）以试图突破美国的包围圈，因此，欧洲、俄罗斯、法国和中东成为中共外交官试图获得正面媒体报导的立足点。
他所说的“小赢”是指中共在2月份重申的与俄罗斯的所谓“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北京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3月份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
此外，在4月初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谈到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权”（strategic autonomy），并告诫不要成为“美国的追随者”，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附和美国的议程以及对中共反应过度”。
最近，中国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同时主办了一次中亚国家峰会。
然而，据科尔说，中共最近的这些举动是“烟幕弹但徒劳无功”。
他说，中共非但没有显示出势头，反而“开始陷入困境”。
在他看来，从1979年到2018年，中国发展势头强劲。
他说，“直到2018年，当川普开始在贸易战中站稳脚跟时，我们才真正看到中共开始输了，那确实是一个拐点，人们开始批评中共。”
中国曾经蓬勃发展的经济引擎也在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大流行病之前，其GDP增长从2013年的7.7%下降到2019年的6%以下。其2021年的GDP为17.73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
中国大流行病后的复苏也没有达到预期。5月，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给中国经济给出了“负面”的展望，称其欢迎外国投资者的公共宣传“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政策转变的支持”。
与此同时，政治家和智库正在倡导一种“全社会”（whole-of-society）的方法来认识和反击中共的威胁。
当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3月底发布题为“赢得新冷战：反击中国的计划”（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的政策文件时，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谈到，美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即我们正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和世界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
在这位参议员看来，华盛顿和北京正陷入一场“文明冲突”，中共试图在其中重新确定世界的方向。
他说，“我们正处于冲突之中：地缘政治冲突、外交冲突、社会冲突、技术或商业冲突、贸易冲突等各个层面，而且，坦率地说，当然也是一场能力方面的军事竞争。”
目前，许多与中共有关的法案已经提出，但没有任何进展，即使有几十个共同提案人。传统基金会希望通过其100条运作建议——主要是给国会的建议——来改变这种状况。该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建议的共同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提议，跟踪立法者在与中共相关问题上的投票记录。
科尔提到的烟雾弹，史达伟称其为与中共的“信息战”。
他说，“在这场信息战中，我们无法接触到中国人民，而他们（中共）可以完全接触到美国人民，我们需要重新平衡这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中共重塑世界秩序的威胁时，他说，“两年前，我一点都不担心，今天却有点担心，因为我们作为自由和开放的民主国家没有做好自我保护工作。
“你今天在美国看到的所有问题，很多都可以归咎于俄罗斯和中共政府对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操纵，他们资助像安提法（Antifa）这样的组织，其全部目的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制造破坏、混乱和愤怒。”
他还说，美国应该揭露中共的不可信，首先要披露中共间谍气球的更多细节。北京方面一直坚称这是一个气象气球。
这位前外交官没有批评现任政府，因为这会削弱美国政府。然而，他说，美国需要更认真地对待这场战斗。
“我们信息战打得不好，我们只是三心二意地打；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就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原文：IN-DEPTH: The CCP Fears US Containment—Is This What Washington is Do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