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独家代工苹果公司最新手机iphone 14的台资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工厂，近日发生员工因避防疫封控大规模步行逃亡返乡的事件。中共官方和官媒罕见高调介入，出现一些和过往不同的操作，被指涉维稳套路。有专家表示，其实是中共一手催动大逃亡，涉及三个原因。
富士康员工大逃亡获官媒关注 疑为当局维稳手法
郑州近期疫情升温，据河南卫健委疫情通报，郑州之前每天报告的新冠本土病例数均在50例以下，10月31日增至95例，11月1日郑州本土病例暴增至394例（其中确诊病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294例）。因中共一贯瞒疫，真实数据无从得知。
富士康工厂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高峰时员工数量一度达到三十万人。该工厂近日爆发疫情，其官方通知显示，10月下旬，厂区已采取闭环管理、禁止所有员工堂食等防控措施。
连日来，大量从富士康工业园区出逃的员工徒步数十甚至上百公里返乡。而厂区内的员工亦因封控措施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员工逃亡的消息罕见在大陆网络上传播。
社交平台热传的相关视频显示，不少员工翻越富士康工业园区的铁丝网；带着行李的员工在高速公路边徒步前行，在杂草丛生的荒郊短暂休息；有市民在路边放置水和食品供返乡人员食用，并竖起“返乡人员食物补给点，早日到家”等字样的牌子。
富士康员工刘先生11月1日告诉大纪元，“逃离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吃的，饭馆没开门，点外卖也点不了，隔离的人没有吃的，上班的人有。”“跑的大部分都是阳性的，送饭的不敢给他们送，怕自己被感染，那些阳性者没办法，只好徒步回去了。”
“打电话都不接，打政府电话都不给解决，说不归他们管，发烧打120，一听是富士康的，就挂电话，都没有人管，没有药，只能自己熬着。”刘先生说，“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有员工准备去工业园区讨个公道，（29日）派军队过来武力镇压，平息后就没有下文。”刘先生说。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体罕见介入报导该事件，称员工在富士康“没人管”，返乡员工“受欢迎”。
《中国新闻周刊》11月1日发表题为“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前后”的文章。在描述逃难情形之后，文章引述部分富士康员工对于病毒的恐惧和对于生活失序的担忧。这些员工表示，疫情之下富士康的后勤管理出现一些混乱，包括饭菜问题、隔离问题等。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担心政权不稳定，对于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事件，中共肯定会作为维稳重点，因为如果他们不作为的话，事件马上就曝光成一个无法收拾的丑闻。政府主动介入，是想要竭力把事情变成能够公开报导的新闻，变成所谓的正能量。
“所以你看路边出现了很多热心的人，给他们（逃亡员工）送水送吃的等等，而且正好又被拍到视频传出来。”
不过时事评论员王赫表示，因为河南已经出现许多事，从去年洪灾到今年的烂尾楼、村镇银行爆雷，官民矛盾已经相当激烈，老百姓恨共产党封控，所以出来支持这些年轻人，也是完全正常的。
郑州富士康书记说实话 被逼“辟谣”？
10月30日凌晨，郑州富士康党委书记苏东霞曾发出一段公开文字称，富士康郑州厂区有二十多万人，疫情发生之后，富士康尽力在内部调动资源努力处置，外部支持较少……无力独自支撑局面，不得已默许让厂区员工自行回家。
对于外界批评富士康没有做好保障供应，苏东霞质问各位所在的城市花了多久时间和代价控制疫情，“在此期间除了会偶尔收到象征性的一兜菜之外，你还收到过什么？政府有没有给大家提供过一日三餐？”
不过，苏东霞显然受到压力。《第一财经》11月1日报导称，对前述言论，苏东霞说实际上是某些自媒体未及时求证导致的“乌龙”。
“我也是转载的（同事的截图），并非原创。”苏东霞说。
10月31日，郑州航空港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已要求富士康落实所谓“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三级地方政府——省、市、区，增派工作组到富士康园区云云。
旅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1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府有转移矛盾、转移视线的嫌疑。本来清零政策从主体的责任到承担义务、供应物资，都应该是北京和各级地方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它由企业来承担，转移了责任和矛盾。
“现在就是把出事的责任转移到了企业，顺便让媒体批评资本力量无情、剥削工人等。”
时事评论员王赫则认为，富士康已经在越南设厂，本来要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当局不大可能逼他走，但是当局把整个封控过程中所有的费用都让富士康来扛。官员借机宰富士康一笔，这是有可能的。
专家：三原因催动大逃亡 中共愚民洗脑宣传酿恶果
旅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表示，这次富士康大量员工没办法坐车，徒步几十到上百公里返乡，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比历史上大瘟疫的流亡队伍还可怕。而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染疫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认为事件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第一个是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与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人们翻山越岭逃亡，其实也是因为健康码都变成了黄码甚至红码，他们就没办法去住宿、没办法买车票，也不能直接进医院。
“健康码的政策是导致大逃亡的主要动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极端清零的目标与政府能够提供的物资、医疗、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的低效之间的矛盾。
黄大卫说，“它要极端清零，但是能提供的帮助又很少，也根本没有可能由某个企业或者机构来完成。”人们逃亡，是因为知道物资供应不上，一旦被封之后可能没吃没喝。
黄大卫还说，官媒现在报导的都是在转移视线，回避了实质问题。大逃亡事件的发生，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共过度宣传清零政策正确和病毒可怕。
“由于北京要证明清零政策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的，它还天天进行宣传——这个病毒非常可怕，病毒的死亡率如此高，必须经过严厉的封控才能控制住。国内抖音是洗脑的重灾区，是一种愚民的好工具。微信公众号也是天天反复宣传，说中国的清零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最伟大的，国外每天死几千人、几万人，都不够粮食……”
“它反复强调，导致那些员工听说有人生病了，就感到末日来临，所以宁可辛苦，冒着生命危险、没吃没喝都要逃离，因为这个病毒在他们印象中就是洪水猛兽，这是（中共）过度宣传造成的。”
据《河南日报》报导，10月31日，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上强调“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有序放开”。
郑州卫健委当天则发文称“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可怕，可防可治”。
黄大卫说，现在外界都知道新冠病毒并不可怕，没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病率。很多国家都是持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中共各地政府和媒体都不敢这样说，因为这等于抽了中共的嘴巴，所以到今天为止，国内的媒体尤其是抖音的短视频，就是配合愚民，继续制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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