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风流 从老北京的城市布局谈东西文化

古燕国的都邑、元以后历代中国的京城：现今的老北京城，它的设计始于元世祖忽必烈之时，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透过老北京城最初的城市设计与布局，后世子孙不但能一窥中华文化中许多精微奥妙的神髓，更可以发现许多现代西方文化与古中华文化之间颇能碰出火花的相通之处。

立足于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逶迤蜿蜒的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屏障拱卫，永定河与潮白河如双龙护珠般环绕滋润，古燕京的地理位置似乎从混沌初开的伊始就已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王者之气。这里是古燕国的都邑、元以后历代中国的京城。

现存老北京城的设计始于元世祖忽必烈之时，是建立在原金中都离宫的基础之上的。经明清两代的经营和加建，形成了后来的规模。北京城分内外三层，三层的正门分别为外城的永定门、皇城的天安门，和宫城（即紫禁城）的午门。三个正门和各宫殿的正门皆向南而开，皇帝则面南而坐，接受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面北朝拜。按照元大都时最初的设计，京城解决生活问题的市场商业活动安排在宫城北面靠着钟鼓楼的什刹海一带。

老北京城的整个设计体现了周朝周礼对皇家都城的设计思想。据《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中所讲的面朝后市（又叫前朝后市）就是：宫城的前面（南面）部分办理朝政，而宫城的后方（北方）则是做生意买卖的市场。而紫禁城的门口左边设祖庙，右边为社稷庙，这就是周礼讲的“左祖右社”——祖（太）庙在东，社稷庙在西。

除了宫城的设置之外，应该说京城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古皇城（内城）外的四方分别设置了专为天子祭祀而用的五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先农（山川）坛。五坛中的南北二坛的位置是按照《易经》中的乾坤排列：南方为阳，天属阳，为乾；北方为阴，地属阴，为坤。所以祭天的天坛设在南郊，而拜地的地坛则立于北郊。日坛置于东而月坛处于西则是因为古人根据人肉眼的观察，认为日生于东而月起于西的缘故。

从日月二坛的东西位置，我们也不难看出祖（太）庙与社稷庙的主次之分：祖（太）庙在东，社稷庙在西，当然祭祖要比祭社稷来得更重要些。中国人祭祖讲究慎终追远，追着追着，追到最后就追到了天地万物和人的创造者。所以祖（太）庙当然就比社稷庙更为重要。

不但祭祀，宫城内外的其它建筑也离不开易数的安排：作为天子办理朝政的地方，紫禁城设三座宫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为单数，易理中单数为阳，暗指天子。后宫为皇帝皇后的生活之处，设两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二为双数，双数为阴，暗指后宫皇后，这是最初的设计。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的交泰宫则是后来加的。紫禁城中暗合易数的排列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总而言之，整个古代北京城的设计，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

说起道法自然，众人皆知是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后世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说是千差万别，部分哲学家就是因为这段话含有“有物混成……道法自然”中的“物”和“自然”两词，就把道家定义为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这类解释如果不是对古人话语的生吞活剥，就一定是别有用心地歪曲。试想：这个被老子称为“道”的“物”，既然是一个创造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天下母”，那么被创造出来的人尚且有思想有灵性，难道这个造了人的“道”或“物”竟会是无知无觉无灵性无精神意志的存在吗？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一旦认同了这类对“道”的所谓朴素唯物论之解释后，延续了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个西方的老外来做例子去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1958年出版的《达尔文传》是由达尔文的孙女艾尔玛‧巴露（Emma Nora Barlow）编辑出版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达尔文晚年的自述：“直到三十多岁，诗歌仍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酷爱莎士比亚，特别是莎翁的历史剧。另外图片也能带给我相当的愉快，音乐带来的享受则更是巨大。但到今天为止有很多年我已经连读一句诗歌的兴致都没有了。我近来曾尝试着再回去读莎士比亚，但却发现这些东西简直枯燥得让我作呕。我对图片和音乐几乎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部碾碎机，不停顿地从一大堆记忆中收集的事物里去破解自然法则，但这种工作为什么会造成我追求精神享受的那部分思维神经的萎缩，我无法接受……失去精神享受的品味就是失去幸福感，还可能导致对智慧的损害，甚至引起的情感的低能而导致对道德品行的伤害。”

达尔文，人类史上第一个向猴子认祖归宗的人。看了他白发苍苍晚年时的自述，再去回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应该对国人寻找造成今天的文化和道德困境背后的真正原因有所帮助。

老子说的“有物混成”中“物”字的意思不是今天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而是“东西”的意思。老子因为无法描述“道”是什么，只好说有个东西。而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逻辑论述中，前三个“法”字是动词，意为效法。但最后四个字“道法自然”却是两个名词，意思是：“道法”是本（自）来就有的、先天存在的。

作为炎黄子孙，为了三千多载的燕京风流和五千多年的华夏璀璨，我们应该感谢“道法自然”的上苍神明。

天行健

中国人有天南地北之说。天南地北这句成语究其根源来自《易经》。在八卦中，天为乾卦，属阳，在南，所以古燕京祭天的天坛设在了皇城以南。

这里讲的天，可不完全是天空的意思。孔子在《篆辞》中写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代表天的乾卦在《易经》中是由道所化的天地万物的初始，不只包括物质，也涵盖了精神。在中华文化中，不只是《易经》，《道德经》里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序列中，每一层也都是人与道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上双重的对应关系。

而祭天，就是这种天人合一关系最高的世俗体现，反映的是天与天子之间的关系定位。

孔子所推崇的王道思想是“天之历数在尔躬”，以一人（即天子）承天下之运责，皇帝是为奉天承运的九五之尊。所谓“九五”的说法是按照《易经》中的阴阳算法：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单数中九为至高至阳之数，五则是从一到九的正中之数。所以九五的意思就是至高至正至中，意即君临天下的王者须是至高至正至中之人。紫禁城在设计中，前半部为天子办理朝政的地方，设三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而三座大殿是建在一个工字形的大台基之上的，这个大台基的南北长与东西宽之比则正好是九比五，其中之意不言而喻。

然而问题来了：这个至高至正至中由谁来评判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人皆面北称臣称民，那么那个面南而坐的皇上，他的行为谁能制约得了呢？

当然有：别忘了，那个朝堂之上的九五之尊所面对的，不仅是从南面向他朝拜的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更有在百官与百姓的身后那个矗立在南郊之外的天坛——上天。皇帝之所以要面南称帝，办理朝政，就是因为他的一切行为皆是在上天的注视之下。

朝堂之上的九五之尊所面对的，不仅是从南面向他朝拜的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更有矗立在南郊之外的天坛——上天。图为清乾隆《万国来朝图》局部，前为太和门，后为太和殿。（公有领域）

中国有句古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老天爷虽然不说话，但民意即为天意。而民意是靠什么来衡量那个每天接受万岁欢呼的天子呢？答案：是来自于中华文化传承之中敬天信神的传统价值。君王的行为符合这个核心的价值，他就是位圣明的君王，就是九五之尊；反之，就是昏君。

即使今天在高科技最为领先的美国，美国人在所有正式集会上都要向国旗宣誓：美国是神明之下的一个国家（America is one nation under God）。在美国这个民主历史最长的老牌民主社会，美国人仍觉得选票对权力的制衡不足。除了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之外，还需有道德信仰对权力的制衡。而道德信仰的基石，就是对神明的敬仰。“美国是神明之下的一个国家”这句誓词绝不简单，它确立了一个美利坚立国的基本信条：是非对错由神明评判而非政府说了算。有了这句话，是非对错的最终仲裁者就不是政府，而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自由与平等，而自由平等则是上天为美国文化设计的核心价值——天赋人权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既然标准是上天赐予的，不是政府制定的，那政府就无权更改。政府也无权将上天给百姓的基本权利收回去。

那么相比于现代的美国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对君王又是怎样要求的呢？

皇帝虽贵为天下第一人，但他却只能是天子——上天的子民，所以他首先必须敬天地神明。《五经通义》中说：“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帝王既然将自己称为天地之子，那么儒家的孝道对天子的要求当然就是天子要以人子之道祭祀天地敬拜神明。

孔子在《象辞》中解释乾（天）卦时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作为“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君王，自强不息勤政爱民就是应有的作风。帝王既然是九五之尊，行为处事就应有九五之风。《周易》在解释九五爻时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那么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当然必须符合被称为“大人”的条件：“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和其吉凶。”

简而言之：以人子之道事天地神明、以仁爱之心勤政爱民就是君王在祭天时向神明立下的誓言。这个誓言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君王与天下百姓之间的契约，契约的仲裁是上天神明，而契约在世俗中的约束力则来源于敬天信神的传统文化。

比较中西文化不难看出：现代的民主社会只不过在这个契约之上增加了一个让民意得以直接表达的选举程式。既然民意即为天意，那么民选程式就只不过是天意在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当古代的百官万民向着面南称帝的皇上三呼万岁跪地朝拜的时候，他们身后那天坛之上的上天在默默地看着。当现代国家的公民在民主投票选举总统的时候，冥冥之中的上天也在默默地看着。

对神明的信仰，就是东西正统文化不可侵犯的最为神圣的关键。

因为，一旦放弃了这个关键，那么是非对错的最终标准就变成了统治者可以随意改变的最高指示、中央文件、甚至是一纸行文。而在当掌权者连是非对错的标准都能任意更改的时候，古代的集权就变成了现代的极权。

厚德载物

燕京五坛之中用于祭地的地坛设在古燕京的北郊，按照易数的布置与南郊的天坛遥遥相对。古代祭祀天地是君王的专利。《礼记》中规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而诸侯则只能“祭山川，祭五祀”。如果祭了不该祭的，就是淫祀，“淫祀无福”。既然祭祀天地是君王至高无上的专利，那么到地坛祭祀对君王意味着什么呢？

在《易经》中坤卦为地。《象辞》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大地对君王的示范作用就是厚德载物。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算得上厚德载物呢？《篆辞》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所以，大地对君王所示范的厚德有两方面：一是顺承天意，二是资生万物。

问题是：什么才是天意？古往今来，天心难测，天道无凭。谁能知道上天的意愿呢？

天意，人可能确实难以知道，但天意的表现，却往往是有迹可循的。天意的表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的潮流。顺应天意，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1980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作为回应，以前苏联为首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联合抵制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如果我们仅仅从所谓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角力，美苏之间你来我往的相互抵制就变成了既然你不喜欢我，当然我就不喜欢你的简单交换。但如果我们将立足点放高一点：放在纵观百年国际共运历史的高度上，我们就不难看到这两者之间哪方才是历史潮流的选择。

历史的潮流不外是不同时代的人的潮流。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理念从一开始就否定了人性恶的一面，而暴力革命的理论则彻底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一个同时否定人性善恶两面的非人性的理念，即使被裹上诱人的包装，也绝不可能永久成为人类的潮流，只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影响。

另外，讲到历史的潮流，就不能不谈到一个被长期宣传而搞乱了的关系：暴力革命与平民起义之间的关系。起义与匪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义”字。平民起义是在被腐败的官府逼迫得活不下去而导致的大规模人身防卫行为，正当的人身防卫是符合人道的，而不问青红皂白将暴力革命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地应用则是反人道的。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便将选择的机会摆在了全人类的面前。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下皆知善之为善者，斯不善也”。如果从选择善恶的角度去看历史的潮流，美苏在互相抵制奥运时所作出的选择，谁善谁恶，谁是谁非，谁有福谁无福，谁顺承了天意，谁逆历史潮流而动，便一目了然了。

大地所示范厚德的另一方面是资生万物：人间的万事万物无不源于大地，而大地母亲却从不寻求任何回报，这就是资生万物的精神。在八卦与五行的对应关系中，东方木西方金北方水南方火，而正中则是土。为什么土摆在了中间？因为土即是地，《系辞》中有：“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只有理解了大地资生万物的核心本性，儒家的至高境界——“仁”才有了本源和基础。

从资生万物的角度衡量历代的统治者，一个基本的尺度是民生的好坏。在前朝后市的古燕京设计中，商市摆在了紫禁城的后面与地坛之间的位置上，即靠着什刹海的钟楼鼓楼一带。后来由于通向该处市场的漕运水道失修堵塞，商业中心才渐渐移到古燕京的东南区域。“后市”这种设计的象征意义极其明显：经济是朝政的后脊梁，商市的繁荣与否则是经济好坏的风向标。而将这个风向标摆在紫禁城与厚德载物的标志——地坛之间的位置上，其中寓意不言而喻。

资生万物的另一个衡量指标是税收的多少和税收的使用。后世对历代帝王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一条极其重要。汉代的文景之治可以说是周以后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汉文帝作为文景之治的代表人物，重用黄老之学，讲究无为之治。具体地说，就是减税去赋，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为了降低朝廷的花费，文帝身上穿的皇袍都是带补丁的。他死后谥号“文帝”，意即以文德服天下，可说是厚德载物的至尊级人物了。

与汉文帝皇袍上补丁相对应的反面榜样，则是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所修建的阿房宫。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平定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阿房宫则成为断送秦王朝的导火线。一个为厚德，一个则是损德，这是古代在“资生万物”方面两个极端的榜样。

税收的多少和使用这一条，在衡量古今中外的政府时都是重要的标准。18世纪后半叶，大英帝国对其北美殖民地不公平的税收政策成了革命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一。作为那场革命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在北美大陆所看到的两个大国：美利坚和加拿大。当时的革命者们成就了星条旗下美利坚最早的十三个州，而拥护英国王室的保王派则向北撤退，成为了后来的加拿大的奠基者。

今天中国的高税率主要体现在商业税收上。中国的商业税率是当今世界GDP排名前25的经济大国中第二高的，排名仅仅次于法国。而且由于国内的许多收费缺乏透明度，国内的一些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际税（费）率远远高于其公开发布的水准，部分学者甚至在近些年将中国列为世界上实际税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与法国，不论谁的税率居经济大国之首，将这两个国家的税率高低进行比较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税收的用途为何？法国作为老牌的福利型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税收的主要用途不外是：医疗、卫生、健保、就业、教育，以及环保。而中国呢？与法国相比，中国人所缴的税都被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厚德载物”传承的国度，我们是否也应该将当今中共官员们的行为与汉文帝皇袍上的补丁对比一下呢？

允执其中

帝王之气的象征是龙。所以，古燕京以龙为题材的图案不胜其数。最为著名的，是九龙壁。

北京现存的两座九龙壁皆为清乾隆年间所建，一在北海，一在故宫。九龙壁上的九条龙，正中一条是主龙，两边各有四条副龙。九条龙无论其形态怎样千变万化，有一条是不变的：中间的主龙一定是黄色的，象征着皇者的气象。易数里九为最高之数，而中间的那条龙无论从左从右数都排第五，这就是九五之尊的天子意向。问题是：九五之尊为什么一定要用黄色来代表呢？

无独有偶，如果去看八卦与五行的对应会发现：北方玄武属水是黑色；南方朱雀属火是红色；东方木为青龙和西方金为白虎都有颜色。而正中间呢？正中间是黄色。黄色又摆在了正中间，因为中间是金木水火土五形中的土，土为黄色。更重要的是：土象征的是大地。而人间五行之中的的金、火、木、水则均源于大地。

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序列中，以黄色的土所代表的地，摆在了人与天的中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黄色对君王如此重要。作为君王要“人法地”——效法大地的“厚德载物”，就要做到孔学中所讲的仁爱。所以在九龙壁上黄色的龙当然要摆在正中间，实际也就是把仁爱和包容摆在了核心。

尧舜在传位的时候均告戒后人：“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个允执其中，就是把君王与朝廷的政制与政策，摆在了天道与百姓的中间：对上不能有违天道，对下以仁爱待万民。如何上顺天意，下惠黎民，是每个执政团体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现代的美国文化虽然讲究政教分离，但政制政策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条，是跨越中西无所不在的。所以政教分离仅仅是教会与政府的分离，而神却无所不在。除了在大小公众会议上都要宣誓的“美国是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度（American is one nation, under God……）”，许多具体的政府的政策也都会体现出诸如此类的“允执其中”。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洪水保险案》（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这项法案的条文中明确写道：洪水是上帝（天）的手笔，而洪灾则基本归咎于人的行为（Floods are acts of God, but flood losses are largely acts of man）。洪水保险案的主导思想是以保险费用为杠杆，限制对洪水区的开发利用，同时提供部分资金鼓励洪水区内的居民和已开发的专案迁移出去。此提案首先不是从人类用地的功利角度出发，而是从理解上帝（天）为什么要安排洪水的角度去思考，认识到洪水及洪区所带来的各种价值：如蓄水、保护野生资源、净化及补充地下水等等功能，从而制定出既顺从天意又切实可行的法规政策。

美国《洪水保险法案》的设计与那些向江河湖海要田要地的思路，可说是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

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相信道法自然：即天道的法则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与人之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顺应自然的同时用心体会周围的一切，最后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天人合一。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去反观美国政府的《洪水保险案》就不难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体现了“允执其中”的政策法规。

结语

“五四”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以来，无神论在中国泛滥成灾。无神论的泛滥造成了两个几乎是司空见惯的谬误：一、文化与历史不分；二、文化与知识不分。

文化与历史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的核心是信仰，是来自于先天的，而历史则是一个后天的过程。在无神论猖獗了一个多甲子之后，许许多多国人都忘记了文化的先天核心，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不少人在谈论文化的时候，你仔细听听却发现，他们其实是在谈历史。你跟他说中华文化有五千年，他却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七百年。这简直就是鸡跟鸭讲话，文史不分嘛。

其实，所谓五千年文化也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讲法。如果你认为文化的核心是先天的，那么你说东西方的正统文化都经过了悠悠的万古岁月也都不为过（参见拙文《三部上古奇书中的奥秘》）。这里可以看出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忘记了文化的先天本源之后，先天的文化与后天的历史之间的界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文化与知识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的本源是来自于先天的信仰，而知识则只是一种后天产生的工具。信仰被破坏之后，失去了信仰的先天文化就变成了后天所使用的知识。其结果是：信仰变成了知识、文化变成了工具。

文化的本源来自先天的信仰，而知识则只是一种后天产生的工具。忘记了文化的先天本源，先天的文化与后天的历史之间的界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图为四川乐山大佛。(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看今天中国许多被冠以文化大师头衔的名人，用先天的文化为后天的利益服务。他们的真实信仰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些悲剧人物：他们如果生在一个好的时代，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很可能真的会在文化上有所成就。但可惜的是，他们生在了一个信仰迷失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些人，没人能说他们缺少知识，但他们确确实实不懂文化。

中华中华，这个“中”字，一般的理解是居四方之中，这是从地理和空间上去解释。但是从先天文化的精神层面去看，从其久远的先天本源和对世界的后天影响来看，未尝不能理解为天与人之间的连接点或中转站。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王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