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行天下 商业道德扬名古今

十几年前，大陆曾播放过韩国电视剧《商道》。描述的是19世纪韩国富甲天下的商界钜子林尚沃，他的经商理念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不应该追求所谓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谓的义”；“视财物如水一样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样的公正刚直”。

与林尚沃几乎同时代的清朝山西富商乔致庸的成功，同样在于他非常重视“德行”，无论做人办事还是任人立规，都是如此。其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在平日的训讲中，乔志庸也多次强调“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道理。即要以信誉赢得顾客，不能以权术欺人，更不能将“利”字放在首位赚昧心钱。

无疑，林尚沃、乔致庸是韩国、中国晋商的杰出代表，他们重义轻利、扶危济困、乐善好施。中国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商业团体，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秉承着诚信、重义的商业道德，且乐善好施，他们中的富商巨贾数不胜数。这就是明清时期的第一商帮：徽商。

徽商出现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日趋发达，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并逐渐根据地域形成了商帮。最有名的商帮有徽商、晋商、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等十几个，而徽商当仁不让稳居首位。

徽商主要指由明清徽州府六县，即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和婺源县的商人组成的松散的商帮团体。历史上的徽州总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山多耕地少，加之大量北方移民因战乱移居在此崇山峻岭间，更加剧了生存的压力。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力发展经济，鼓励移民、开垦荒地，同时采取减轻商业税、放松对工匠限制、统一货币等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政策。其后的几个皇帝延续了明太祖的政策，因此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区域性农业经济，即棉花、桑蚕、粮食、甘蔗、烟草等分地区种植速度加快。如湖广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苏州、湖州等江南地区成为生产桑蚕和棉花的重要区域。

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区域化的形成，如松江府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南方丝织业中心则在苏州、杭州、松江、湖州，江西浮梁（景德镇）是瓷器制造中心，浙江崇德县石门镇是东南榨油业中心……这些生产中心出产的产品自然需要投向更为广大的市场。

此外，从南到北城镇的繁荣推动了各区域间商业贸易的加强，市场更为广大，加之白银的普遍使用，都使得经商更加有利可图，从而为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无法靠贫瘠土地养家糊口的徽州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走向了经商的道路。明朝人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也就是说，徽州的风俗，13岁还在家里，17岁就开始在外面经商了，可见徽州人经商人数之多。

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身处山地、生活艰苦的徽州人特别能吃苦，因此在外行走，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会想办法克服。要知道，当年出外经商是很辛苦的事情，有时离家几年甚至十几年，这绝非是那些安于小日子的人愿意忍受的。

更为重要的是，吃苦的徽州人还有文化。因战乱从北方迁往徽州的有很多世家大族和士人，他们尊儒重教，因此早在南宋时期，徽州就出现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现象。当地人家即便再穷，都要送孩子去读书学习“仁义礼智信”，家族中的祠堂以及每家每户厅堂上的楹联，写的也都是与德行和读书有关的字句。无疑，有着儒家文化背景的徽州人，在经商的过程中除了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外，更能将儒家的仁义、诚信准则贯穿于商业活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商业道德的一个大商帮。

此外，重视宗族的徽州人，更容易结成相互信赖的团体，并与其它商帮展开竞争，而同一宗族的人也更容易在同一商业领域传承经验。

徽商天下行  涉足行业广

民国大儒也是徽商后裔的胡适曾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具体来说，徽州人最主要的经商范围在今天长三角地区，涵盖上海和江浙两省，因为这个地区也是明清两朝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除此之外，徽商的足迹还遍及长江和大运河沿线城市，如武汉、九江、芜湖等地。沿江地区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当然，全国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徽商的影子，如北到北京、东北，南到广州、泉州，西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中部如河南、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很多徽商还在上述地方安家立业。另据史料记载，徽商的足迹还曾远至日本、东南亚以及葡萄牙。

关于徽商，民间有这样的描述：“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即对徽商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卖的，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去的，没有什么赶不上的，没有什么计算不精准的，没有什么生意不专的，没有什么利权不敢握的。只要有市场、有需求、有利润，且政府许可，就都有徽商涉足。不过，明清时期徽商主要经营的行业有盐、典当、茶、木材、粮食、棉布、丝绸等几大行业，这些行业同样遍天下。

在上述行业中，资本最为雄厚的当属徽州盐商，当时很多盐商的财富都达到了上百万两乃至上千万两银子，一些富有的盐商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文化，因此被推选担任两淮总商，作为朝廷和其他盐商沟通的桥梁。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等，都是世代经营盐业。

再如典当业。徽州人早在明中叶就开始从事典当业，典当商人主要是休宁人，并且以汪姓和吴姓为多，很多人家也是世代从事典当业。据说北京当铺通用的行话就是徽州方言，足见徽商的影响力。

在涉足上述几大行业外，徽商还涉足瓷器、中药、制墨、刻书、旅馆等行业，也都是卓有成就。

徽商重视商业道德

明清两朝徽商的迅速发展和绵延几百年不衰，自然是因为经商有道。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商形成了自己的商业道德，即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以质取胜。这样的例子在徽商中举不胜举，因为篇幅有限，每项只能举一例子说明。

以诚待人就是诚实为本。如婺源商人江恭埙与浙江湖州德清人陈万年合伙经商，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不料陈万年突患疾病，一年后就病亡了，此时他的儿子只有4岁。江恭埙没有贪下所有钱财，而是立即根据历年账簿，算出陈万年应得的本金和利息共1800余两银子，并亲自送到陈的妻子手中。陈妻非常感动，要拿出一部分银两表示感谢，但江恭埙婉言谢绝了。

以信接物就是守信、重视信用。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有一年贩运了大批徽州新茶去广东珠江销售，因路途遥远，途中又耽搁了一些时日，待茶叶到达目的地后，已经错过了大宗贸易的日期。于是他和其他商人交易，交易时必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这自然影响了茶叶的价格和利润，但朱文炽坚持不改。

以义取利就是赚钱也要讲究“义”，不符合“义”的昧心钱，是不能赚的，而这完全符合儒家的义利观。如明代歙县商人胡山经营粮业，有一年运粮到嘉禾，正赶上当地饥荒，粮价上涨，一斗米要上千钱，同行有人建议在米中掺杂一些砂石和霉米，可以赚大钱，但胡山坚决反对。还有明代徽商汪平山，在粮荒时将手中的粮食全部贷给穷人，而且不要利息，而不是像其他商人那样囤积，售卖高价。

以质取胜就是保证商品的质量，不以次充好。如清代绩溪商人胡天注创立的胡开文墨店，为了保证质量，不惜花巨资购买上等原料，聘请良工，精心制墨，因此其制出的墨始终质量超群。

清朝末年，受大环境影响，徽商走向没落，虽然如今徽商已经成为历史，但徽商提倡的商业道德依旧受到后人的赞美。

徽商回报家乡 大行善事

由于很强的宗族观念，很多徽商挣钱后，都不忘回馈家乡和宗族，比如兴办义学和书院。义学相当于今天的小学，书院则是聚徒讲学、研究学问、为科举做准备的学校。在徽州，很多义学和书院都是由徽商出资办的，他们承担了校舍、教师、学生、教学等各种费用。

为了确保义学和书院长期正常运行，徽商们还想出了钱生钱的办法，一种是购买义学田，将田租收入作为办学经费；一种是购买房屋出租，用租金维持办学支出；还有一种是将捐款交给盐商或典商，将利息充作办学经费。由于经费充足，徽州的义学和书院延续了很长时间。曾到徽州视察的清代中期朝廷重臣双庆对此的印象是：“知其俗敦本业，重廉耻，士子皆彬彬儒雅，东南邹鲁之风犹有存者。”

除了重视教育，徽商还钟情于文化，如书画、戏剧、文学等，这对徽州良好文化氛围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徽州人才辈出并非偶然。

受儒家畏天命和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绝大多数徽商乐善好施、热衷公益，如遇到修路架桥、赈灾济荒、救困扶穷、育婴办学、施棺助葬、兴修水利等，徽商都慷慨解囊。这样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

如茶商詹廷墉在家乡修路建桥修志续谱“不下千金”；胡南圭义捐巨资修桥梁、建祠宇、助赈救灾。在四川经商的詹文锡，拿出数千金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将重庆涪合一处人称“惊梦滩”的险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驶的通途，当地人嘉其行谊，勒石称此处为“詹商岭”。明万历年间，米商詹景瑞至饶州，见当地粮食欠收饥荒严重，便将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无数的灾民。

无疑，徽商在明清时期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今天，如果有缘拜访徽州，依旧能够感受到徽州那积淀下来丰厚的文化底蕴，而这背后缺少不了的是徽商的影像。

参考资料：

《第一商帮》
《贾而好儒》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