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黄金岁月对三个艺术家的反思（下）

十七世纪的荷兰大环境——商业共和国

莱瑞斯的理想主义与林布兰特的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两端，当时存在且势均力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各有不同。回顾十七世纪的荷兰，当欧州其它国家还在打着没完没了的宗教战争时，荷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并成立了共和国，积极地开发他们的海上贸易并且逐渐积累了财富。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它是有史以来第一家由股票融资的跨国公司，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证券交易所，该公司在荷兰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并成为十七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国度。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了最早的中央银行。

当时的荷兰人社会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收入。贵族阶层的重要性相对减低了，城市商人阶级逐渐地主导了荷兰社会。早期由教廷与公侯出资导向的大型绘画与雕塑不复见，连贵族都得附和在成功商人的生活圈中。画家失去了大客户，历史画作没有去处。从而产生了许多现实主义的画家像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扬‧史丁（Jan Steen）、彼德‧胡克（Pieter de Hooch）、林布兰特等。

荷兰人信奉加尔文（Calvinist）新教，禁止教堂里有宗教画，这也是荷兰绘画走入俗世化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圣经主题的画在私人家中还是有需求的，但制作量与格局相对小。除了像莱瑞斯这样坚持画传统最高流派的艺术家，还有住在戴尔夫（Delft）的维梅尔（Johanna Vermeer，1632─1675）。由于维梅尔个人对绘画的严谨态度，一生画作不多，在众多描绘日常生活主题的荷兰黄金年代，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扑朔迷离的画家。尤其是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女孩”（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被称为荷兰国宝。有人拿她与蒙娜丽莎来比较，两个画中的女性对后世都是个谜。一个是神秘的贵妇人，一个却像是俗世里的珍珠。

约翰纳‧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 1675）──“布尔乔亚”的极品

商业大国的社会趋势使得商人逐步造就了荷兰的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与自由度也起了变化，年轻的妇女学习娱乐社交与书本，人们在这种环境中，道德意识也开始有了转变。大量的“女性日常生活场景”体裁画以及世俗主题画出现。买家可以是律师、医师、小商人、实业家和大型国家机构的职员。肖像画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对女性日常生活中活动的画作也一一被创作出来。

这些艺术家中最有代表性又独立于外的，应属约翰纳‧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他的作品涵盖了十七世纪荷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挤牛奶女仆的刻画到富裕的名流和富商在宽敞的房屋中的奢华呈现。

维梅尔是一个谜样的人，后人对他了解不多，他不像林布兰特从青年到老年都有自画像留下来。维梅尔用画作反映他所处的世界。他留下来的画作有宗教寓言、诗歌、妇女、音乐和科学评论。就是没有关于他自己的画像或什么日志。他只活了四十三岁，是有着十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画家兼艺术经纪商。据学者考证他一生中大约画了四十五到六十幅画而存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六幅。大都会一共拥有五幅，都出现在这次的大都会展览中。

维梅尔的画作可以说是“布尔乔亚”品味的极致。维梅尔的画有种超然的宁静，不论是装扮中的贵妇、读信的少妇还是劳作中的女仆都带着一种私密的娴静感，好像完全不受外在世界干扰，很难想像他是在十个孩子环绕的环境中画出那么安静的画。

这种寂静甚至不仅是室内扩充到外在环境，维梅尔的风景画：《戴尔夫镇》（View of Delft ）的宁静感，让我们似乎感受不到这里曾是社会繁荣且人心鼓动的黄金年代的荷兰城镇，这幅大尺寸的风景画据学者考据不是一幅受聘而作的画。他的买家不多，以他也是画作经纪商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画好卖，似乎他将这种关系分得很清楚，在色料的使用上毫不含糊，当时属于昂贵的青金石与褚黄在他的画中屡次出现。

《拿水罐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with a Water Jug, ca.，1660─1662）画中一名妇女站在敞开的窗户旁，拿着一个金质的水罐放在镀金的水盆上，她的头到上半身用白色亚麻布保护着。体现了艺术家对家庭主题的兴趣，窥探了女性的私生活。 《挤牛奶的女仆》（The Milkmaid ca.，1657 ─1658）画中，丰腴健硕的女仆显示着社会的充足不乏，物资富饶，女仆的手是如此粗壮，她的动作娴熟体态安稳。

神圣的宗教画不再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该时期的宗教绘画数量有限，但类别不同。当荷兰共和国宣告禁止公开举行弥撒时，维梅尔的《天主教信仰寓言》（Allegory of the Catholic Faith，ca，1670─1672）以复杂的寓言描绘天主教会的胜利。宗教一直是贯穿整个欧洲历史的主轴。在当时流派中这张画属于宗教历史绘画领域的唯一作品。他的画作内容体现了他对宗教、天文、航海、人物都有涉猎与投入，是当时荷兰的社会现象的缩影。

维梅尔画作中的光与林布兰特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直观、一个是客观环境下营造出来的。他本人因为荷兰共和国的衰落，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后人考据，他最后是因为经济压力而病亡。维梅尔是死后两个世纪才被发掘出来的，与林布兰特境况有雷同之处。林布兰特在十八世纪时已被重新发掘出来。他活得比维梅尔长很多，画作数量更是多，自身又是艺术经纪商，在当时已有很多的收藏家，而维梅尔生前籍籍无名，他一生都未离开过代尔夫特（Delft）小镇，靠着经营家业与少数的收藏家持续创作。

随着荷兰共和国的衰落，不管当时是国际的林布兰特，还是寓居一方的维梅尔，最后的艺术生命也随着荷兰共和国一起殒落。一直到百年后林布兰特才再度被看见。而维梅尔精致建构的画作已成为现代人的极品，荷兰人的国宝。而莱瑞斯精致，富于启发性和精英艺术却已完全被资产阶级社会化的画家所遮盖。感谢林布兰特为我们留下莱瑞斯的画像，即使是昏昏暗暗地要掉渣土（注五）。

学者与谋士的避风港

当时荷兰共和国有一个现象，在欧洲不容于当权者视为异端的学者、文人与科学家都跑（逃）到荷兰来了，法国的数学家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1596─1650） 在荷兰生活了二十年（1629─1649）（注六）；《利维坦》（Leviathan）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的作者，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不得不在阿姆斯特丹印刷他的书籍。曾被称作十七世纪欧洲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也曾在荷兰避难。难以归类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e） 待在阿姆斯特丹直至离世。当时还有一批科学家、生物学家、作家都住在荷兰。

荷兰比起欧洲其它国家相对是宽容的。尤其是境外的严格审查制度恰为荷兰人成为图书交易最大国提供了条件。此外，荷兰人的识字率很高，企业家也从中受益。结果，十七世纪的荷兰成为禁书、新闻、圣经和政治小册子制作的重要中心。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荷兰共和国崩落，大不列颠崛起（注七）。

结语

莱瑞斯的作品近年来已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博物馆展出，包括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伦敦的国家肖像画廊和泰特美术馆，以及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2016至2017年，在恩斯赫德（National Museum of Twente in Enschede）的特温特国家博物馆也举行了一场有关莱瑞斯作品的展览和会议。而此际正在大都会展出的这幅“阿波罗与奥罗拉”，意味着什么？贵族菁英式的艺术重生？还是厌倦了现代艺术的无所不为？无所不做？在绘画的这条路上我们有可能重返理想主义回归神与古典的道路吗？ 如果我们认为艺术是神赐给人与神沟通的一种桥梁，那么艺术就不只是拿来宣泄人类的情感而已，节制与锻炼永远是必要的。@

注释：

注五：莱瑞斯在《大绘画书》（ Het groot schilderboeck）中说：“艺术家应该保持画笔技巧的精细和清晰，并且不应该像林布兰特那样，让油漆像‘渣土’一样流下画布。”。

注六：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1945出版。

注七：法荷战争，1672年至1678年，是一场欧洲战争，一方为路易十四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明斯特主教区、科隆主教区和英国，另一方为荷兰共和国，以及后来加入的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西班牙帝国、洛林公国、普法尔茨公国、丹麦。 1672年英、法突然进攻，造成荷兰的大恐慌，史称“灾难年”。法兰西军队从陆地进攻荷兰共和国，英国则从海上进攻，导致荷兰的迅速衰落，海上霸权由英国取代。（Wikipedia，Encyclopedia Britannica）

——转载自《艺谈ARTIUM》

（点阅【荷兰黄金岁月对三个艺术家的反思】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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