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年~180年）
马可‧奥勒留是一个具有极大争议的“贤帝”。在一般社会史学家和基督徒史学家眼中，马可‧奥勒留是完全不同的两般面貌。
一般史学家把马可‧奥勒留称为五贤帝中最贤的一位，因为他是罗马帝王中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著有《沉思录》流传于世。他的哲学思想属斯多葛派，此派相较柏拉图的二元论，推崇一元论，宣称人要回归自然，爱人如己、对他人负责。这里不讨论此哲学派系的具体内容，只是针对马可‧奥勒留的言行进行罗列分析，展现历史真实。
史学家记载了一个表现马可‧奥勒留性格温和待人宽厚的经典事件：公元175年，叙利亚总督卡修斯起兵反叛，企图篡位，不久被士兵所杀。但奥勒留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他却叹息“失去了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如此“仁爱”的帝王，对反叛者都加以宽恕，但他的“仁慈”却从未惠及那些善良的基督徒。
史书记载，奥勒留非常憎恨基督徒们对信仰的坚定，与他之前的几位帝王相比，他不仅不疏导禁止那些误解基督徒的暴民们的疯狂暴行，还鼓励煽动民众以各种方式残害屠杀基督徒。
他下诏将基督徒的财产归给那些卑鄙的告密之徒，不少教父为自己的信仰据理力争、努力阐释，他却充耳不闻。
前文说过，任何灾难都是上天对人类的警示，中国古代的帝王在遭遇天灾时会斋戒沐浴、祷告上天、发罪己诏反省自身。马可‧奥勒留统治期间，罗马帝国地震、瘟疫、火灾、水灾接连不断、频频发生，奥勒留从未反躬自省，反而认为这些灾难都是基督徒的存在所造成，不仅命令政府官方大肆抓捕基督徒，施以酷刑后处死，还鼓动不明真相的暴民屠杀基督徒。
史学家沙夫在书中描述当时的惨状：“殉道者的尸首布满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这些‘神的仇敌’沾污大地。”
也正由于迫害惨烈，奥勒留时代的教会充满基督徒们感天动地的殉道故事：洗弗连纳的一位年轻信徒为坚持信仰而被处死，行刑前，母亲鼓励他：“我儿要坚强，不要惧怕，它将领你到真正生命去。仰望天上掌权的。你在地上生命不是被取去，只不过是被转化成天上的生命。”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继位之初便遭外敌入侵，罗马帝国的宿敌帕提亚国（安息国）首先发难。公元167年，击败帕提亚班师罗马的维鲁斯帝王（两帝共治）不仅带回胜利，同时还带回一场闻名后世的大瘟疫，史称“安敦尼瘟疫（安东尼瘟疫）”。
有些历史文章把安敦尼瘟疫当作安敦尼‧庇护时期发生的瘟疫，实在是冤枉了那位敦厚的贤帝，这是发生于马可‧奥勒留时代的瘟疫，只因这个时期被史学家统称为“安敦尼王朝”，才以此命名这场大瘟疫。
史书上描述这场瘟疫的文字，看上去是如此恐怖，“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
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据估算当时受瘟疫感染而死亡的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田里的庄稼成熟却无人收获。
这场可怕的瘟疫直接造成罗马帝国兵力空虚、财政拮据。公元168年，日耳曼人趁虚而入，维鲁斯帝王带兵征讨，中途却感染瘟疫而死。奥勒留接替指挥，终于平息了日耳曼部落的侵扰，但由于帝国已现颓势，国库匮空异常，连帝王的日常生活都见拮据，奥勒留只得与这些北方蛮族签署协议，让那些愿意为罗马帝国服兵役的族群定居帝国北部边境。此举虽暂时解决了当时战乱和兵员不足的问题，但却为日后蛮族灭亡帝国埋下隐患。
公元178年，北方再起战乱，奥勒留率兵征讨，却于180年亦感染瘟疫，死于军中。两位帝王相继感染瘟疫而死，当年大瘟疫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史载，奥勒留的王后品性不端，儿子康茂德平庸无能。奥勒留在位时，一反安敦尼时代，举贤不举亲的养子传统，极力栽培自己无能的亲生儿子，为他招聘名师，并带着他一起参与日耳曼战争以增加儿子在军中的威望。
康茂德5岁时便列名为恺撒，16岁受封为统帅，17岁便得到与帝王父亲相同的称号奥古斯都，成为帝国的共治者。
一般史学家，把康茂德定位为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一人，但纵览史实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的衰落真正始于奥勒留时期。
奥勒留统治末期，经年的战争、大瘟疫、地震、火灾、水灾，不断的天灾人祸的蹂躏下，帝国民穷财尽、满目疮痍。上任帝王安敦尼‧庇护留下的充盈国库已被消耗一空，人口因瘟疫战争等锐减，帝国已无昨日繁荣。
6、康茂德（Commodus）（177年~192年）180年前与马可‧奥勒留共治
好莱坞大片《角斗士》中，康茂德杀父篡位的情节纯属虚构。康茂德没有杀父，也不存在篡位，他的父亲也从未想过把王位传给自己亲儿子之外的人，况且康茂德在父亲病死之前的177年便已得到奥古斯都称号，成为与父并列的帝国统治者。
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在军中感染瘟疫死去，随军的康茂德继任并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其时，帝国正在进行与北方蛮族的战争，奥勒留死后，康茂德立刻改变父亲的战争方针，放弃将波希米亚并入帝国的计划，与地方和谈，签订宽大的停战合约后，带军队返回罗马。
自此，康茂德时期，罗马帝国没有再发生对外战争。有史学家认为康茂德力排众议坚持停战的决定应算明智之举。因当时罗马帝国财政拮据、民生颓败，和平可以给国家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182年，康茂德的姐姐发动政变刺杀康茂德，失败后被康茂德流放并处死。自此，康茂德开始怠政，将国事交给近卫军长官处理，自己终日沉溺游乐，尤其热衷角斗活动，经常亲自下到竞技场与角斗士或猛兽搏斗。
康茂德时期，帝国政治腐败，大权独揽的近卫军长官克里安德原是一名被释放的奴隶，他为中饱私囊而大量出售官职，使得罗马一年中出现了25位执政官的可笑情形。
整个官场乌烟瘴气，康茂德与元老院关系极差。近卫军、元老院频频谋划刺杀无能怠政的帝王，而帝王也经常以谋反罪，不经审判便处死元老级帝国高层人员，使得矛盾日益激化，混乱的政局也直接影响到百姓生活，引起民愤。
公元192年的最后一天，康茂德在其情妇与近卫军长官莱图斯的合谋下，被一名角斗士掐死在王宫浴场。康茂德死后，元老院决定对其实行“记忆抹杀”。
史学家以康茂德之死，安敦尼王朝灭亡，作为罗马繁荣期结束的标识。与尼禄死后，罗马帝国进入“四帝内乱”期一样，康茂德死后第二年（193年），帝国出现5个帝王，称为“五帝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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