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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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吃亏是福，营私舞弊是祸
唐朝时代，有个人名叫钱徽，是礼部侍郎(掌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职的礼部副长官)。科举考试结束后，朝廷有两位高官，悄悄把自己心目中要选拔的考生姓名，塞给钱徽，要他“照顾照顾”，录取了一定有他的好处。钱徽不干，那两个人恼羞成怒，便数次在皇帝面前说钱徽的坏话。还写了奏章，诬告他贪污受贿。
当朝皇帝有些昏庸，也不去考察，就把他贬到边远地方去任职。有人劝钱徽不要那么傻，都遭贬官了，赶快把那两个官员给他写的条子，呈给皇上看，这样准能让真相明了，而逃脱厄运。
钱徽说：“我问心无愧，自己也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干吗要去澄清什么呢？”他不仅不到皇上面前辩白，还叫他的弟子们，把那个条子烧掉了。
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是每个朝代都有的事。但钱徽无愧于心，不去辩白的气度，却不是每个朝代都有的。他（钱徽）认定：清的最后总是清的。吃亏是福，营私舞弊是祸。上苍有眼，都会看得清的。
最后，他官至吏部尚书，一生清廉，做了很多好事。
二、小小少年，光明磊落
南北朝时代，有个少年名叫吉翂(读分)。有一回，他父亲受小人诬陷，被判死刑。吉翂那时只有十五岁，他知道父亲没有罪，心里又急又气，赶忙跑到官府里，咚咚咚！就鸣冤击起鼓来。鼓声惊动了官员，经过严密调查，最后判定吉翂的父亲无罪，就把他的父亲释放了。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有个叫王志的县官，很欣赏吉翂的孝顺和勇气，就想举荐他为“孝廉”(孝廉：选拔官吏的一种科目，由各郡推举那些孝顺清廉的人，充任官职)，但没想到，吉翂却对王志这样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的父亲，被人诬陷了，做儿子的，肯定要努力营救才是。我只是遵循一直以来大家都应该遵守的道义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你要举荐了我去做什么孝廉，那岂不是说明了我营救父亲是为了出名、谋取功利，才这么做的吗？如果我接受了，那才是天底下最大的耻辱呢！”
李文耕评论此事说：“依吉翂的性格和品质，击鼓喊冤后，哪怕是县官不同意撤消他父亲的罪名，又惩罚吉翂去死，他也会愿意。他的心胸自有正义在。在那个时刻，他早已把生死抛之云外了，哪里又能想到名誉这些琐碎的事呢？读了这个小小少年的正义严词，就仿佛看到了他的真人、真心和光明磊落的品性。”
三、皇帝赞他：小小年纪，如此廉洁！
宋朝的卢革，还在幼年时，就被举荐为有品行的人。卢革不仅有德行，诗文也写得好。
那时，杭州有个叫马亮的太守，看了卢革作的诗后，非常惊奇，不相信是一个少年写的。恰好那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马亮是主考官，他怕手下人疏忽，特意嘱咐他们要注意一份名为“卢革”的卷子，生怕录取时，因忙乱而漏取。
没想到这事被卢革听到了，他说：“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参加考试。因为情面而被录取，对别人来说是好事；但对我来说，却是耻辱。我还是回家去，第二年再来参加考试吧。”说完，竟真的回家去了。
过了两年，卢革参加考试，一考就中了状元，那时候他只有十六岁。
卢革追求真实的美名，传播开了以后，连宋神宗皇帝，也对他的宰相说：“朕听闻本朝竟有如此廉洁的人，小小年纪，就这样有德行，如此人才，值得重用啊！”
许止净评论说：“科举考试，事关前途和命运，有多少人，就是卖掉房子、卖掉一切值钱东西，也不惜换取主考官的青睐和宠幸。更有某些无耻小人，威力劫持，明目张胆，恬不知耻，企图捞个一官半职。而卢革能做出那样的事，确实是壮举啊，壮举！”
四、如果做昧良心的事，还不如不活！
宋朝的范纯仁，曾和司马光，同为朝廷大臣，但他们在处理政事上，经常意见不合，碰到一起，就互相争论。
后来，司马光因为得罪了皇帝，而遭到打击，同时被治罪的还有司马光那一整个圈子的人。有个叫韩维的，原先属于司马光那个党派，但后来也是因为与他意见不合，日益生疏，这次治罪就被幸免了。
范纯仁在本质上还是属于司马光那个党派的，这次也同样遭到了治罪。有人就用韩维被幸免的事，劝范纯仁也去跟皇帝表明心迹，范纯仁说：“我跟司马光是因为处理政事而意见不合的，再怎么争怎么斗，只是处理方法不同，并不属于私人恩怨；但是要把它作为逃脱责任的借口，别人怎么样做，我不管，我有我自己处世的原则。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讲求良心，要坦坦荡荡活着才好，我如果做下昧良心的事，还不如不活（原文是：“有愧心而生，孰若无愧心而死乎？”）。”
范纯仁曾对别人说他一生中学得最深刻的是“忠恕”两字。他经常这样对子孙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别昏。苟以责人之心贵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步！”范纯仁的家训如此，是以毕生无愧于心也！
五、官吏们都该想想：你做官是为了什么？
宋朝有个人，名叫杜淦(读干)，住在江南。年轻时候，尽管有贤能，但杜淦却不喜欢出去做官。
他住在河边上，不管酷暑严冬，都辛勤劳动。夏天，天气非常热，他就戴着草帽，到河边去开垦耕地或照料禾苗；晚上从田间回来，也不忘在油灯下读诗写文。这样辛苦而愉快地过了十五年，慢慢积累，杜淦家里竟渐渐殷实起来。
有人劝他：光有点钱，是不够的，还应去官府谋个官职当当。
杜淦却说：“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凡是做官的人，都要低了头，忍了耻辱，去听别人的使唤。不仅如此，每天还要战战兢兢过日子。你看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也不需要去求别人什么，我安安稳稳地过我的日子，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汗水换来的。我过得安心，过得踏实。日子已经如此潇洒，我还要去做什么官呢？！”
客观地说，杜淦的议论，未免过分了一点。做官，不是不可以，但要看做官的目地，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有德行，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是积了大德。如果家里的老人、孩子要养活，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然后，我们要看他做官时的品行如何，如果为了蝇头小利，而欺上瞒下，无耻钻营；甚至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那么这样的人，确实是可鄙的！
那些一心要进官场，想捞一把的人，真的要好好想想杜淦的那一番话：你做官是为了什么？
六、“忌讳行贿及被行贿”
明朝有个叫王恕（1416-1508年）的人，曾经对别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宋代有句古训：‘凡是做官的，都应该忌讳别人给自己行贿；也应该忌讳自己去行贿别人。’但是这句话，到现在一点踪迹，都找不见了，那些处在官场的人，把‘送礼’两字时常挂在嘴边，一点都没有羞耻的样子，虽然没有人敢来贿赂我，但每次听了那两个字，我就要难受半天。”
王恕这个人，非常正直无私，他关心国家大事、民生痛苦，光是写给皇上的奏折，就有几尺高。那些经常要搞些小动作的大臣，看见他就绕路而走，实在走不掉了，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王恕死的时候，有九十三高龄。他的子孙中，出了很多贤良有德之士。
“忌讳行贿及被行贿”是官场里的一句至理名言。王恕不仅没有忘记，而且经常倡导，要发扬这样的风气。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任职几十年间，国泰民安，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附录：小辞典】王恕(1416～1508年)明臣、文学家。字宗贯，号介庵、石渠，陕西三源人。正统年间的进士。累官南京兵部尚书、巡抚南畿。历劾中官钱能贪暴、宦官王敬渎职，终因多谏落职。孝宗召为吏部尚书。《明史》载其：“扬历中外五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皆一时名臣”。弘治间号为极盛朝，恕为首功。为学重在实用，求得心安；倡导“天理人欲，相为消长”的学说。
七、老莱子之妻不愿当官太太
周朝时代，楚国有个叫老莱子的人，逃避世俗，不愿做官。楚王亲自来到他家，请他去朝廷出任。老莱子答应了，楚王也就回去了。
楚王刚走，老莱子的妻子，背着竹篮，挟着一些柴草，回家来。老莱子的妻子惊奇地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子路过我们家门口的痕迹呀？”
老莱子说：“楚王来过，叫我去朝廷做官，我答应他了。”
他的妻子，却不同意老莱子去做官，说：“吃了人家的酒肉，拿了人家的钱财，就要受人家的管制。”她把身上的竹篮一扔，就夺门而出。
老莱子只好说：“你回来，让我再想想。”他的妻子并不理会，头也不回．一直走到江边，才停下脚步。老莱子就跟他的妻子，在江边的南面，住了下来，永不再提做官的事了。
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做官也好，务农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楚王能够放下自己的架子，亲自到老莱子家里，请他去朝廷做官，老莱子答应了，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的妻子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与贪恋官场的老莱子在一起，是一种羞耻，毅然把身上的竹篮一扔就走，她的节操，谁能比得上呢？我（本书原作者蔡振绅自称）收录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让那些贪恋虚荣的女人感到羞愧。（以上均据蔡振绅《八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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