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选举】之三：管理士族 维护精英

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和存续，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皇帝把士族看作人才库，犹如对待御苑里的宝马良驹，既给予高规格优宠，又得备好鞍辔、打上马钉儿，以保证能驾驭驰骋。朝廷不断加强管理规范，以保证士族的精英优品不堕。

鉴识人才有指南

九品制建立后，魏明帝为解决因鉴人标准不一而产生的争品现象，就让大臣刘邵撰写了一部鉴人著作《人物志》。刘邵兼通儒道玄学问，博学有德。《人物志》是一部有名的玄学著作，可以说是一门指导鉴别人才的相术。刘邵在天人合一的基点上出发，认为人的筋骨肌血气与五行相应，表现为五德，展现出不同的外表特质与不同的“才性”。他把才德并列作为选人标准，以中和为最高，也就是有才华而能平和淡泊的人最好。这一审美主张对形成魏晋风度深有影响，人们普遍重视才性和容止。这一点从《世说新语》的人物故事中可见一斑。

此外，民间流传的相术对选才也有不小影响。中国自古有相人术，汉魏时更以善于识人为贵，魏晋南北朝时，一些懂得识人善恶吉凶的人常被说成是识“风鉴”或善“人伦”。选官的必要素质是要懂得识人，如果荐选的人失职或犯罪，他们也有失职之过。因此，研学相术等识人术就势在必行。此外，当时人研学佛经、道义或易经玄学的大有人在，根基好的人就会随着心性的提升而出现一些功能，善于辩人料事也不奇怪。这些都对选人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九品官人法的创制者陈群善于识人，他博学多闻，恐怕也学习和研究过古籍中的相术。据《三国志注‧夏侯尚传》，陈群懂相印术，即从印章篆文等状况就能预知人吉凶。魏书法家韦诞得到陈群口传后又口传下去，后来形成十多家《相印法》。历史上一般真机秘诀都是口传心授，不为外人所知。但我们从一些历史人物故事中常看到这一时期的人善于识人，可见那个时期的人灵性十足。那样的人出现那样的制度，也是合理。

约定俗成的士族纪律

两晋南北朝时，对官吏的规范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士族如果不合规而对教化产生负作用，就会影响做官。西晋突出强调孝道，因此如有人悖逆孝道、违背丧纪，则往往成为清议惩罚的对象。如陈寿在为母居丧期间让婢女为自己丸药，违背丧纪，终身不得再为官。士族官宦尤其注重书法修养。到南朝时，书写有错或字迹不美的“秽书”，尤其是在婚丧祭祀等书札中没有法度的笔迹[1]，都要受到清议处罚，甚至不得为官。

在婚姻上，朝廷严禁世族与寒门通婚，包括与地方土豪结亲，触犯者都会因“婚姻失类”而受惩罚，甚至被士籍除名。当然，一般士族可与庶出的朝廷宰辅之类人家结亲。中国社会“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在当时非常突出，并影响后世。

士庶不婚，既有对“尊卑有序、良贱不婚”的传统礼制的遵循因素，更兼君王推行教化所需。比如有些贵族贪财爱色，苟合私好，不择尊卑，促使低层人为提高门第而攀龙附贵，败乱社会人伦秩序。因此，朝廷严禁贵贱通婚，有清整教化、禁止贵门不法之意[2]。北魏文成帝、孝文帝等对此都有明文规定。只是，当士族子弟素质下降，把门户看得高于才德，刻意追求门第对等，那就成了弊病，违背了贵族精神实质。到了今天，道德大滑坡，原本是为维护家族道德不堕的门第观，被讲究利益金钱的腐朽门第观混乱，因此现在的人用自己的观念就容易误解古人的“士庶不通婚”。

有人说了，古代也可纳妾，妾出身低微啊。是这样，但纳妾不属于婚姻，身份不受此限。妾可以买卖，即使生了儿女，如果正妻死亡，丈夫也不可以从妾中扶立正室，只能另娶。但古代法律对纳妾也有具体规定，不可乱制。按晋律规定，各亲王置妾八人，郡王、公侯六人，一二品官四人……也就是说，不得超过那个数字。同时，什么情况可以纳妾也有规定。如明朝的《万历会典》规定：郡王婚后如果二十五岁还不生育，可以纳妾两个；如果三十岁还不生育，可以再纳两个。到此为止，共四人。妾仅是生子的需要。一般人家，妻不生子，可以纳妾。明朝规定，只有到了四十岁无子，才可以纳妾。因为在婚姻的管理上责权利很清晰，所以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人们都是各守其礼、谐和相处。今天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渲染古代社会达官显贵妻妾成群、争锋吃醋，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和歪曲。

谱牒士籍专管士族

谱牒，源于对帝王家族世系的记载。周代已设史官修谱，确保宗法秩序不乱，即“奠世系，辨昭穆”。到两汉时，私人家谱也出现了。魏晋实行九品官人法之后，官修谱牒随之出现。

为便于稳定选用和管理士族人才，自东晋开始，朝廷专设谱局，编修士族的谱牒簿状[3]，即列出士族的姓氏、郡望及其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官位等。谱籍成为选官的必要依据，“有司选举必稽谱籍” “考之簿世然后授任”[4]，婚姻也是如此。为防止假冒世族，历朝都非常重视修谱，谱牒学成为一门重要学问。

东晋时，贾弼之好簿状，广泛收集百氏谱记，撰定缮写了十八州士谱籍，共七百多卷。其孙贾渊（字希镜）精通家传谱学，受到重用。齐永明时，王俭抄次《百家谱》时，与贾渊参怀撰定。于是，王家子孙也传承王俭的谱学。贾氏和王氏成为社会公认的两大谱学世家，后人也把谱学称为“贾王之学”。

谱牒的学问如何重要，从一个故事就能看出来。刘宋孝武帝时，有青州人（今山东淄博市境内）发掘古墓，墓铭上写“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当时武帝问遍朝中大学士，没人能说清。贾希镜说：“这是司马越之女，嫁给了苟晞儿。”[5] 一核对果然如此，贾渊从此受到孝武帝器重。

梁武帝时修谱再现高峰。由于南齐末乡举里选不考核才德，晋升以官婚士籍为先，当时士人都厚结姻援，奔忙造请成俗。梁武帝认为立簿选官[6]，既有秩序，又可做品行褒贬、升降品级，杜绝庶族造请之风。于是加强九品制，重设中正， 搜荐人才不再区别士庶门第[7]，规定“九流常选”（九流即九品），不到三十岁不通一经之人[8]不得为官。诏王僧孺改定了《百家谱》，并为东南各族专门编写了一部《东南谱集抄》。王僧孺的谱学著作以及王姓自己的家谱，被后世奉为天下修谱者的蓝本。

九品制在隋唐时被科举制所取代，不再有官修谱牒，但重视家史记录的修谱文化却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家谱、族谱或宗谱等具有文学、史料等价值，是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

结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衣冠士族是否强大是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以九品官人法为轴心的士族制度，在大分裂的动荡历史时期极大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使得山河破碎之后，文化依然能够迅速重光，也极大影响了文化的自由多元发展，促进了家学的兴盛。世族往往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人才辈出，在文学、书法、医学、天文等各领域都蔚为可观。品鉴人物的风气也延伸到品鉴诗文、绘画等的风格，带来文艺理论或曰古典美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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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书要录》卷二庾元威《论书》： “笔迹过鄙，无法度”
[2] 《魏书‧文成帝纪》：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率不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今贵贱不分，巨细同串， 麈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 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3] 《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
[4] 《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
[5] 《南史》卷72贾希镜，《南齐书 卷五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文学》
[6] 《通典 选举二》，南朝梁武帝《立选簿表》
[7]《通典》
[8]《南史‧梁武帝纪》：“自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 九流即九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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