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02日讯】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沐阳。
外界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今天（10月1日）香港警察在荃湾近距离开枪，击中了一名中五（高二）学生的左胸。子弹距离心脏只有3厘米，目前这名中弹的曾姓学生生命危殆。警方已经确认，他们的确曾开实弹枪。
香港人舍命抗争3个多月，究竟为的是什么？许多人都在问。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来看看中共在70年中做了什么，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脱贫率掩盖不了造贫率，中国人的贫穷就是中共制造的。前30年，中共的造贫率是世界第一。
票据时代
在中共统治中国以后，中国物资就进入了紧缺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生活必需品都相当匮乏。那时中国是“票据时代”，买什么都得凭票。什么肉票、肥皂票、火柴票、粮票、布票等等，各种票证都有。
当时中共总“抓特务”，说台湾国民党特务到大陆捣乱搞破坏。人们总想看看特务长啥样，但一个也没见到。
后来听人讲个笑话：台湾特务想进入大陆搞破坏是痴心妄想。因为他到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的票证，食物都买不到，不出一个月就得饿死。
直到老毛死的时候，中国经济一片匮乏。中共也承认国力疲弊，不过它把问题归到了“四人帮”和林彪身上，说是这两个反党集团捣乱破坏。
坑农政策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知道，中国经济之所以凋敝，是因为毛的政策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
中共建立政权时宣扬“追求农民解放”，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从头到尾，整个都是骗局。中共先把土地给农民，然后再一点点收回来。中国农民受的坑害最深。
政权稳固后，农民先受到最严酷的剥夺，直接跌落到最底层。当局开始在农村推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使全国农民都成了它的奴隶，要按照中共指令生产和种植。谁想养几只鸡、种几棵青菜，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致造成“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几乎都是农民。
中共还有针对农村和农民的“剪刀差”政策，就是从农村低价收购农产品供应城市，把城市的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村。
中共用这个办法，从农民身上搜刮资金，支持工业发展，追求所谓的“国家强大”，实际是中共政权的稳固。
城市居民粮食不够吃，挨饿是身体浮肿，但农民挨饿直接就是饿死了。
历史学者杨继绳深入调查后表示，仅四川省就饿死1000万，当地“人吃人”的现象很普遍。
工商业改造
中共篡政之初，不断给资本家吃宽心丸，让民营企业家放心发展。那是因为它的政权还不稳，需要安抚人心。当它政权稳定了，凶相就露出来了。
1952年，“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了。中共先把私人工商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把公司合营变成国营企业。当年6月6日，毛批示文件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强令执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在中共的明抢豪夺之下，到1966年9月，3万家工业企业被国有化。但是这背后，却有无数的工业业者忍受不住，而选择了自杀。
《经济学人》几年前曾谈到，假如1949年不是中共统治中国，而是蒋公取得了胜利，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毫无疑问，中国不会有杀死几百万地主的土改，不会有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等。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毛在1976年咽气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片凋敝，民不聊生，中共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共把邓小平描绘成“总设计师”，声言改革开放是“伟大决策”，“顶层设计”，给中国人带来了大好处、大福利。
但胡平表示，就农村来说，前30年走的是集体化，后40年走的是去集体化。
80年代，一位中共官员曾这么描绘“改革开放”：“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说，经济改革改掉的东西，正是中共前30年建立的东西，现在只不过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模式。
农村改革 开放私有经济
大家知道，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当时全国许许多多人吃不饱，这种情况下，中共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弄一点私有经济。
中共松了一下卡在农民脖子上的手，只这一点，却有出人意料的结果：经济绩效大幅提升，多数人可以吃饱饭了。
这又成了中共的功劳，它拚命给自己脸上贴金，说是它领导的结果。
旅美经济学者夏业良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是农民从最原始、最淳朴的理念出发，在马上要饿死的情况下做出的被迫选择。中共只是稍微宽容了一点”。
换一个角度来想，中共的改开以前，还是这些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贫穷？如果不是中国人懒惰，那是谁在阻碍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干劲，使他们长期陷于贫困呢？
这些问题，都是中共尽力回避的。
大家知道，中共把安徽凤阳小岗村称为“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一个村庄，怎么成了改开发源地之一了呢？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实在没有活路的小岗村18位村民立下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从这份生死契约当中可以看出，这18位农民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
他们并不是要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只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诚实劳动自食其力，自谋生路，以求温饱。但这要冒着掉头的风险，需要立下生死状。可以想见，中共强推的人民公社制度有多残暴。
城市改革 “个体户”自由创业
中共松了一点手，农民的贫困就迅速得到缓解。于是当局也尝试放松对城镇居民的控制，让城镇经济走出困境。中共自称城镇改革“富有远见”和“睿智”，但实际同样是倒逼之下、被迫应对的结果。
毛靠着独裁专制的权力，大搞运动治国，导致经济灾难接连不断。城镇经济发展停滞，人们就业成了大难题。此时，毛推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将1600多万城市青年强行送到农村，毛说知青在农村“大有所为”。
毛一死，大批“知青”返城，意外地给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指出，返城的“知青”自谋生路，重新恢复了被中共消灭了几十年的私有制。“他们摆小摊、开小店”，变成了个体户，就是私有制。“知青”返城开辟了一块“广阔天地”，使私有制、个体户重新下种、生根、开花，才有了后来的民营企业。
中共当时喊出一个口号“自己找米吃”，要工厂自己到社会上去看有什么需要，然后根据需求生产。中共有了松动，于是曾经奇缺的电风扇、收音机和自行车等等，很快满足了市场需求。
权贵子弟大发横财 腐败遍地开花
毛死后，邓小平成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富起来的都是红二代，他们垄断了国家外贸和资源，跟外国人做生意。
80年代，像钢材、水泥、木材等紧缺的国家物资，买这些需要批条。省部级以上的红二代们通过关系拿到批条，然后以两三倍的高价卖出去。
1979年，中共副总理王震之子王军（前中信集团董事长）找到另一个副总理兼建委主任谷牧，说要开公司，办生意。当时谷牧就批给他20万人民币。曾有人计算，1978年的1万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1447万。20万呢？至少也是现在的2亿8千万。
中共权贵子弟大发横财，成了八九六四的导火索。中共杀了1万多要求惩治腐败和“官倒”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此后，江泽民腐败治国，公开宣扬“闷声发大财”，使中共官场的腐败全面深化发展。也为后来习当局反腐清理政敌、中国社会全面转左设下伏笔。
可以看出，中共的经济改革，实际就是以共产名义“化私为公”，然后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两种完全相反的坏事，中共都干了。
70年过去了，农民还是最底层，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可以进城打工。认为他们是麻烦的时候，即使在漆黑冰冷的冬夜，也可以驱赶到大街上。
新一轮“杀猪”行动
而那些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也成了中共眼中的肥肉。中共可以肆意鲸吞侵占私有财产，开启了新一轮的“杀猪”行动。
10天前，杭州抽掉了100名干部，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进入阿里巴巴、吉利等100家企业。太原已经试点，派会计接管私企财务。
很多迹象显示，中共鼓吹的“公私合营”正在稳步推进。“公私合营”，说白了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变相剥夺民营企业的财产。
如今的私企，面临着“贷款难”等多重压力。生存艰难的私企，很多不得不被迫出让。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共支持的购买者收购了47家上市私企的股份，而去年全年只有52家。
民主人士魏京生指出，当今的中国富人，跟当年中共篡政时一样，可以被中共政权任意宰杀。
磨刀霍霍向港商
中共的眼睛也在盯着香港富人。它把眼下的香港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说香港年轻人抗争是因为买不起房、就业前途黯淡等。外界看来，中共已经把刀口对准了香港的地产商和其它私营企业。
9月26日，香港地政总署公告称，以每平方英尺1124港币的“特惠补偿”的方式，收回68公顷784幅私人土地。而这个价格，仅仅是2017年香港房地产地价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港府的特惠价格，就是“变相抢劫”。
前不久，中共国资委在深圳向国企高层训话，要他们多收购香港企业股份，争取拿到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
中共已经开启了经济管控香港的进程。
诸多事实，香港人看在眼里，也因为信息自由，看到更多中共的恶行，并感受到了自身权益被中共的蚕食。无论大陆香港，中共可以任意宰杀屠戮民众，任意侵占民众资产。
这一切，就是因为中共的统治，中共不会给人自由，不会给人应有的基本人权。
香港众志创党主席、26岁的罗冠聪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香港人要求的是系统性的改革，香港社会的繁荣与尊严要建立在法治、人权保障、自由和自治的成功之上。“但是没有民主，这些价值观和地位就岌岌可危。”港人争取的是“真正的民主与自治”。
好的，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再会。
大纪元《新闻看点》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