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7月11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采访报导）这个周末（7月11日、12日）是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初选的日子，在中共国安公然入侵香港、彻底摧毁“一国两制”的危机时刻，这是一次关乎香港未来命运的决战。香港东区区议员、公民党港岛支部副主席、泛民候选人郑达鸿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立法会选举对抗极权”栏目采访时表示，当前局势对于民主派政治人物，参选便意味着“半只脚踏入监狱”，但“自由”已烙印在香港人的脑袋，任何政权都不能抹灭，既然站出来守护香港人的自由意志，就要把个人的考虑放在一边。
此次“港版国安法”内容非常荒谬，不仅完全颠覆了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而且图谋绑架全世界反对中共的人，中共不仅要扼杀香港人的自由权利，还要与全世界为敌。郑达鸿表示，刚看到“港版国安法”条文时，感到有点愤怒，看到最后也就一笑了之，因为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基于法律之上。
“每一个政治人物，他讲的每一句话，可能已经是煽动和颠覆国家，用这些这么重的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他说，“香港的政坛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可以用一种很和平，只讲道理的一种想法去做我们的政治工作，而是要用一个聪明的，还要有策略性的抗争的方式去继续在议会里生存。”
关于香港目前处于什么阶段，郑达鸿说，“如果在港版国安法没通过之前，我们都会形容是一国1.5制，一国1.1制。但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了之后，其实都不只是一国一制了，是一港两制，有两套的司法制度在香港去实行，有《普通法》，也都有大陆的‘港版国安法’来到香港，完全篡改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所以你如果要我形容香港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只能形容是个十分黑暗的情况。”
那么，在如今的情况下，香港市民应该怎样抗争呢？郑达鸿表示，改变总是会有的，但是理念不会被吓怕，反而会以更多更加有创意的形式发挥出来。
“因为法律条文就是莫须有的条文，它可以将这个门槛放得多宽也好，总之用尽任何方法抓你去坐牢。”他说，“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帮很聪明的人，就算你去禁止他们去说四个字、八个字的口号，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出政治诉求。”
香港已经步入极权时代，他认为，无论是上街抗争也好，还是在议会、国际做抗争也好，只要愿意守护香港人的价值，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去继续抗争。
他举例，即使中共派人破坏他们的街站，总会有更多北角的街坊民众走出来保护他们，甚至有一些本身十分支持大陆施政的同乡会，看到他真的是为香港好、为这个社区好的时候，暗地里都在动员民众支持他们。
中共欲藉“港版国安法”对香港的教育界、媒体界等进行所谓“监督”，套上枷锁，达到恐吓和洗脑，最终想要改变香港人的思想。对此郑达鸿表示，“你就算不让人家唱《荣光永归香港》这首歌，那人家不就唱数字歌（《荣光》改编）咯。你不可能箝制得到一个人的思想的。”
郑达鸿强调，香港之所以称为香港，是因为与大陆有着南辕北辙的制度和思想方式。香港是一个中国和西方文化交集的地方，中共想留港不留人，当所有香港人走光了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就不是香港了，就可能变成二、三等城市，而不是纽约、伦敦这些大型经济体了。让香港变回原来的香港，才可以继续发挥香港的价值。
在黑暗的隧道里面，抗争者随时可能被抓去坐牢。那么，香港人为什么有动力继续向前行呢？郑达鸿说，“你摸一摸自己的心，究竟还觉不觉得自己有良知。当每一个市民，摸着自己的心都觉得自己有良知的时候，无论这条路有多崎岖，他都会继续向前行。这就是在这个黑暗时代香港人应该有的看法。”
以下是采访内容整理。
“港版国安法”完全不基于法律 出于政治目的
记者：可否先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
郑达鸿：我是公民党东区区议员郑达鸿，今年我看到陈淑庄因为占中（因占中九子案罪成，陈淑庄遭判囚8月缓刑两年而无法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后来我介入参选，我本身也是一个法律博士，希望在这次的选举可以带出一番作为，公民党可以在梁家杰、余若薇等之外，有人可以接到班。
记者：公民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大状（大律师）党，都是些星级律师，你自己不是法律界出身的，但读了法律博士。首先想问你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港版国安法”你怎么看？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港版国安法”到底有什么？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郑达鸿：其实“港版国安法”一出台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它的条文，我们一开始看到就觉得有点愤怒，但是看到最后其实都一笑了之，因为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律强加在香港身上；香港以往的那些法律本身是有司法独立的，也有很多限制权的情况出现的，就在限制当权者的权利不可以这么滥用，但这次的“港版国安法”其实我们见到，比如特首可以指定法官，我们也未必有陪审团制度，甚至一些起草法律的人他对法律的条文都不是很清晰。现在我们在说的可能是我们的一些旗子有些口号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我们搞一个活动出来是去煽动一些人，就已经被入罪，现在说的可能拥有一些这样的刊物，就已经被入罪了。所以对于香港来说，我觉得它只不过是一个，完全不是建基于法律之上的，而是希望达到政治目的而去做的一套“法律”。
香港步入极权时代 继续抗争
记者：包括之前参选的陈淑庄，她的书现在都说可能违反了“港版国安法”。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你们参选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会不会担心被DQ（取消资格）？
郑达鸿：我想DQ已经是其次了，其实你现在今时今日的政治人物出来参选，都可能，我的形容是半只脚踏进监狱了。
每一个政治人物，他讲的每一句话，可能已经是煽动和颠覆国家，用这些这么重的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尤其是你见到整个“港版国安法”，其中一个最高的门槛就是首要的那些人被入罪，其实是可以十年以至到终身监禁的。每个政治人物去到这个位置就希望可以带给其他人知道，其实香港的政坛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可以用一种很和平，只讲道理的一种想法去做我们的政治工作，而是要用一个聪明的，还要有策略性的抗争的方式去继续在议会里生存。
记者：是，所以参选是绝对需要勇气，特别是你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移民或者封嘴，最多不说话。我们见到一些评论界很多人都不出来说话了。那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这些或者压力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劝你离开？
郑达鸿：身边的人固然会有想好后路这件事，的确我也是，我就反而帮身边的人想好后路了。但是我一直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了香港人，没有了我们一帮珍惜香港价值的人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香港了。所以我们步入了一个极权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人要在这个地方继续我们的抗争的方式，无论那个人是上街做抗争也好，无论是在议会、国际做抗争也好，只要你继续在影响到香港人的价值，香港的价值的话，其实你就应该在你自己所属的土地里去继续抗争。
记者：会不会改变一些方式，或者在言语方面，或者表达方面都会因为“港版国安法”会做一些改变？
郑达鸿：改变总是会有的，因为法律条文就是莫须有的条文，它可以将这个门槛放得多宽也好，总之用尽任何方法抓你去坐牢。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帮很聪明的人，就算你去禁止他们去说四个字、八个字的口号，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出政治诉求，所以理念是不会被任何政权的严刑峻法所吓怕的，反而理念是会用更加多的形式，更加有创意的形式，会更加发挥出来。所以如果极权是用这个形式，想令市民噤声，其实是用错了模式。
香港法律制度被完全篡改 情况十分黑暗
记者：你怎样去形容现在香港是到了什么阶段？现在是主权移交23年了，你觉得现在到底是否已经是一国一制？还是有多少个制在这里？
郑达鸿：如果在“港版国安法”没通过之前，我们都会形容是一国1.5制，一国1.1制。但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了之后，其实都不只是一国一制了，是一港两制，有两套的司法制度在香港去实行，有《普通法》，也都有大陆的“港版国安法”来到香港，完全篡改了香港的法律制度。
所以你如果要我形容香港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只能形容是个十分黑暗的情况。这个是大家都应该，如果要认清现实就必须要认识这种情况。但是在黑暗的情况下，究竟香港人怎样去回应这个黑暗，这才是我们要去注重的地方。究竟对这个黑暗我们全部就是这样站在原地，什么都不做，还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继续摸黑前行，去找到我们可以逃走或者可以出走的一线光呢？这个就是香港人共同的课题。
不惧恐吓 为香港市民出发 获得更多支持
记者：说到你现在从政，是会遇到很多挑战，包括你自己，不是上一届，是前一届已经在北角这个红区，做了泛民的唯一的区议员，在那个区。其实会不会遇到一些国安，真的来找你？你觉得如果真的找到你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应对？
郑达鸿：国安，港安，就还没有去到找我的情况。但是我们在北角这个红区去做事的时候，总是会有些街头的喽啰，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大陆口音的男人，就曾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反修例风波的那段时间，见到我们在街头的时候，就说如果警察走了之后就打这两个人，指住我或者我身边的李予信议员。其实这种的恐吓，这种的形式它是有的，但至于你说一个国安去约谈，这些就没有。
反而是会有一些，就是总会有些风声说，你这段时间要收敛一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对于香港的从政人物来说，就真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我们都不会惧怕这种威吓。
记者：在这些过程中，有没有学习到一些经验怎样对付共产党，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郑达鸿：怎样对付它们（共产党）？我们看看，就是说国安，港安，和一些喽啰，怎样去联合打压我们都好，但其实越强的打压就会有越大的反抗。你看到即使他们去搞我们的街站，就总会有一班北角的街坊，更多北角的街坊，走出来去保护我们，甚至是有一些同乡会，本身都是十分支持大陆的施政，但是到了本地，在北角那里，他们看到我真的是为香港好的，真是为这个社区好的时候，他们其实暗地里都是会动员民众支持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最后就是我们要看究竟一些人在从政的时候，他们是否有为香港的市民去出发。
很明显在北角那里，就有很多市民看到，其实建制派做了这么多年，他们除了去继续出现在这个地盘之外，其实没有做一些可以为市民福祉更加好的事情，所以市民久而久之都会学得聪明，都希望支持一个民主派的候选人。所以从第一届开始到第二届，其实我的票数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就是大家都会渐渐会发觉到其实我都是在为社区做事的。
“港版国安法”考验每一个市民的良知
记者：所以其实，你们公民党的口号叫做越打压越反弹，这次“港版国安法”可不可以说是另外一次考验，或者是另外一次考验人的良知，不但是考验你们，其实是考验香港市民的良知的时候呢？
郑达鸿：我觉得是啊。这次的考验其实是十分之大的，老实说。以往我们的那些白色恐怖。但现在事实是，白色恐怖也好，实体恐怖也有的，它随时都会抓你去坐牢。但是问题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在这条黑暗的隧道里面，究竟香港人为什么要有动力往继续向前行呢？你摸一摸自己的心，究竟我们还觉不觉得自己有良知。当每一个市民，摸着自己的心都觉得自己有良知的时候，无论这条路有多崎岖都好，他都会继续向前行。这个就是在这个黑暗时代香港人应该有的看法。
政治觉醒起于2003年七一大游行
记者：你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是什么时候开始政治觉醒或者政治启蒙的呢？
郑达鸿：我第一次的政治觉醒其实是2003年的7·1（50万人大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那时候我在读中一、二的阶段吧，其实都不怎么理解社会发生了什么事。但那时候2003年又23条、又SARS，整个情况其实就是迫使市民上街。那所以我爸妈带了我第一次上街。我还很记得在铜锣湾糖街的一块地方，我去到的时候是六点多。我看了看天空，看着一条桥，然后又看看前边，全部塞满黑衣服（抗争）的人。
那这个就令我反思到，香港那个政府其实真的做得很差，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无论是在政治的层面，无论是在民生的层面，都在2003年的7·1全部爆发出来。23条就是政治层面啦，SARS的处理失当，就是一个民生的层面啦，都是做得很差。所以那时候就迸发出了一个理念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去从政，做政治方面有关的工作。
中共不可能箝制香港人的思想
记者：现在“港版国安法”其中一个就是要对教育界，甚至英文版和教育大学，或者是传媒做一些监督。你觉得它们现在用“港版国安法”在香港重新洗脑这一套会有效吗？
郑达鸿：如果它觉得这些方法可以改变人的思维，那它回归都二十多年了，为什么一直都改不到呢？这就是问题，就是大陆那方面很想用一些思想上的枷锁，令你只可以学习一些所谓“健康”的信息，排除了所有“有害”的信息。但是，大家会想，人的本性是好奇的。你越不让他接触一些东西，他其实越对那些东西好奇。而在一个资讯这么发达的年代，他总会找到方法去看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打压其实是迸发了香港人对于它们所谓“有毒”的资讯，更加好奇、更加想看。所以说禁书也好，禁言也好，你就算不让人家唱《荣光永归香港》这首歌，那人家不就唱数字歌（《荣光》改编）咯。你不可能箝制得到一个人的思想的。
对抗极权 民主派与本土派应更加合作
记者：现在这次泛民的初选，都有52个人参加，很多都是本土派的。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公民党，可能是他们眼中的一个传统的泛民的大党。那你觉得你与本土派之间你们的优劣势在哪里？
郑达鸿：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和本土派都有合作的空间，或者和一些（政治）素人，其实在北角，本届的选举，我也和几个素人一起成功将北角翻盘，7席赢了6席，所以民主派和本土派，对抗极权之下其实一定要有合作空间，而我们都做到了，但你问具体上有何区别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民主派人士，我觉得没有大的分别，所谓的一些譬如香港人优先的政策，例如单程证拿回审批权等，这些其实我们绝对赞同，我们在党纲上这几年都已经加进去了，所以在我的角度其实不是太大的分别。
面对极权，整天说“港版国安法”只是抓极少数人，其实在极权的眼中，民主派也是极少数，本土派也是极少数，总之，不听它的意见就是极少数了。那你这帮极少数的人，与其去找一些所谓优劣所在，不如大家认清一个现实，你面对极权的时候，枪口对着你，你会被抓，他也会被抓，不如大家可以以一个更加团结的心态去继续合作。
立法会达到35+优先 个人考虑放一边
记者：现在有种说法，如果你们参选而不支持“港版国安法”，就可能立即不能参选，那你在这方面怎么表态呢？
郑达鸿：要看回整个，看看它怎么将“港版国安法”应用在选举的条文上。我们暂时看到，它都是用“或者”，或者你要宣誓，或者要认同“港版国安法”啊，所以我们暂时在法律的角度，都没有一个实际的操作能想到的。但是大家要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在这样的香港社会里面，其实我们是要一帮从政者，用不同的方法进入议会，继续将香港人的意志带入议会，所以之后究竟怎么去处理，这个可能除了我们要去想之外，其实香港人都要想一想，你期望的从政者要怎么“挤进”议会里。
我要和民主派整体去考虑，如果能达到35+（泛民占立法会议员席次过半）这个目标，我相信大家都会可以进了议会再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向的态度就是拥护《基本法》。那么究竟这个“港版国安法”是如何继续去对政治人物阻挠呢，其实全世界都能见到，这不只是我们的选择。
记者：那你自己对这次的参选，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郑达鸿：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都是人身安全的考虑，正如刚才所讲的，你已经半只脚跨进了监牢的时候，究竟你站出来，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呢？要不要为他们想好后路离开香港呢？现在的考虑真的不是在议事堂冲出去，就算被抓了，可能我坐一个月、坐两个月就可以出来，而“港版国安法”说的是首脑的人物是十年，甚至终生监禁，所以不能避免的一定是个人安全的考虑。但是我们去到这个香港的历史关口，个人的考虑一定要放到一边，否则我们不可以继续争取我们的理念，也都不可以继续保佑香港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印在香港人的脑袋里 没有任何政权可以抹灭
记者：你觉得香港作为一个，以前上一代是为了逃避共产党而来到香港，所以他们觉得狮子山精神，是非常值得让香港人骄傲的，你觉得现在的新香港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你们的精神在哪里可以体现呢？
郑达鸿：我觉得香港人的精神在过去一年，整个“反送中”运动中最能体现出来。香港人可能在平时，或之前几年政局不是很动荡的时间，你会觉得香港人只顾着赚钱，生活营营役役就算了。但是到了一个重要关头的时候，你会见到香港人，除了年轻男女那一代，无论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我们都会在一些“反送中”运动的一些场合见到他们。
香港人就是很紧握自己对自由的追求的，因为我们，我经常讲，当自由印在了香港人的脑袋里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政权，可以把“自由”这两个字可以在我们的脑袋抹灭了。所以我想香港人在以往由一帮好像很功利的人，其实他们现在很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很想在香港继续实现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大陆用它那套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时候，香港人怎样继续去应对。
香港与大陆制度南辕北辙 变回从前才能继续发挥价值
记者：现在说，中共的政策是想留港不留人，包括雷鼎鸣就说，换了血更好，楼价又跌了，人们走光了，换了新血进来。你怎么看如果真的香港的精英走了，香港还是以前的香港？
郑达鸿：香港为什么是香港呢？香港那套制度，或者人的思考方式，完全跟大陆是南辕北辙的。香港就是一个中国和西方文化交集的地方，所以孕育出来，其实可能我们有中国的传统，也都有西方的一些进步思想价值。而你说留港不留人，赶走了原本的香港人，这个地方都不是香港了。西方就不会觉得香港这个地方还可以做到她以往的角色，作为中国的窗口，外资进中国，一定要透过香港这个地方进去。既然大家都会觉得，香港没有了她的价值的时候，香港在世界上就可能变成一个二、三等的城市了，不是纽约、伦敦、香港，不是这些大型的经济体的了。
所以我经常觉得，中国的官员是错判了香港的情况，最可以发挥到香港价值的，就是让香港变回原来的香港，这才可以继续发挥香港的价值。
里应外合 每个人继续做应该做的
记者：你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香港人这个抗争的路，应该怎么走？
郑达鸿：我觉得不同的层面，本地上我们要继续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够胆讲出什么叫事实。现在政权在用不同的方法，去篡改事实，书也不让在图书馆放出来了，有的口号也不让讲了，游行又说限聚令不让我们去。
我们要做一些我们应该要做的事，继续做。而国际上我相信，世界上会看到香港的情况，其实都有相应的措施，究竟还是不是当香港是一个最优惠的一个地方的待遇呢？这个就要等外国去考虑。我想里应外合，我们要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国际上会见到香港人的坚持。
民主派如得权 必定比建制派好一百倍
记者：你希望你的参选可以带来什么改变？
郑达鸿：我希望我的参选，会可以告诉香港人，其实即使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面对重重打压，但是仍然有民主派的新一代，够胆站出来，讲一些事实，讲一些真相。
我们是会用不同的方法，告诉市民，如果你给我们行政的权力，我们必定会比建制派、保皇党好一百倍，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香港其他市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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