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黄采文、梁珍香港报导）去年6月以来，上街抗争的香港民众成为警察攻击施暴的目标，而在镜头外，执镜的记者也处在这场冲突的浪尖上，他们由幕后走向幕前，是记录者、见证者，同时他们也是争取民主、法治、自由的香港公民。
《立场新闻》资深记者陈朗昇投入媒体工作，即开始报导警察新闻，尔后也报导多场群众运动。日前他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分享入行15年来记者工作的血泪史，也剖析香港警察从专业冷静执法，直至情绪失控的暴力行径。
今年3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纪念“7.21”元朗事件，在现场报导的陈朗昇，无预警的被警察刻意以胡椒喷剂射眼睛，“那一刻是很生气的，生气之余也很伤心，不过这些情绪出现之后，过一会儿我就忘记了，不理它，不是忘记，其实是忘记不了的……”
陈朗昇右眼刺痛难耐，呼吸困难，不断嚎叫，现场警察不按《警察通例》协助他，反而模仿他的尖叫、嘲笑他。“不是警察专不专业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智商是否有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警察小时候读书，有没有做过风纪。我做过风纪，如果我看见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学，我一定会去批评他，不要说那是一个成年人。”
早在2014年采访占中事件，他已尝过这痛苦滋味，法新社摄影记者还捕捉到这瞬间画面，“当时的警察暴力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雨伞运动的时候警察还可以保持那种冷静。”
从事记者工作，去年反送中事件前，他报导过韩国农民事件、皇后码头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铁事件、占中等群众运动。“韩国农民是反对世贸组织，不是反对香港警察。可以看到（警察）是没有情绪的，所以整件事处理得较理想。”2005年香港反对世贸游行冲突，是他报导的第一场群众运动。
“以我的理解，香港警察是旺角骚乱、朱经纬案、七警案之后，变得很愤怒，他们可能觉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却在欺负我们警察，我为什么要给你欺负，你们不断抗争……”他形容反送中抗争后，港警情绪是“滚烫的”。
去年6月后，陈朗昇上街头做直播，一做六七个小时，自称爱讲话的他，也如鱼得水，“我太喜欢说话了，我就那样说呀说呀。”有港民说要看了他们的直播后才能安心睡觉，“他们关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关心那些年轻人是不是无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但做为记者还是不习惯于成为一个台前的人物。”他说，记者成为公众人物不是好现象，如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贾马尔·哈绍吉2018年10月2日进入沙乌地驻伊斯坦堡总领事馆，从此人间蒸发。
而在他的记者生涯，最难忘的是去年11月28日港警攻入理工大学时，那惨烈的画面，“我在理工大学外面见到红十字会的人拿着旗子，抬着担架走过，我觉得好像去到战场一样。”当时他遭到警察恶意以胡椒球枪射中脚。
印象最深的则是去年6月12日晚上，抗争者集结金钟太古广场外，一位女生用扬声器鼓励在场抗争者，陈朗昇看不到她的样子，却忘不了她的声音，她说，“如果香港没有前途，我也没有前途的了，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吧！”
6月9日晚在立法会外，他看着年轻的抗争者整晚到处走，不断拉来铁栏杆与警察对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泪弹打来了才后退。”但当时的他并不理解眼前这群年轻人，“他们看到警察过来，他们知道后果的，轻则被人抓、被人锁，重则会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
女生的那一席话，撼动了他，“感动、感动，真是很触动的。就会想，我们是‘回归’时候成长的一群人，97年我刚好Form4（中四），如果当年我们与他们现在一样，去抗议的话，但我们完全没有选择这条路。”
成长于80年代，陈朗昇得利于90年代香港繁荣经济，有住房，不担忧工作问题，警察也是正常的警恶惩奸。“我们成长的年代真的不会担心香港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一国两制’、有没有‘高度自治’、有没有饭吃，这都与我没有关系。”
渐渐的，他近距离接触抗争者，97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学，“比我读书厉害很多，但是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是很脆弱的……”
“看到的是‘一国两制’、自由民主永远都是大话、谎话，人大释法，释完法之后你反对、你抗议，要抓你锁你，警察也是这样，司法系统也是这样，他对社会没了信心，没了前景，所以他们变得义无反顾。”
而香港也有一群记者，在这场抗争中义无反顾，走向前线。陈朗昇看到身边记者的勇敢无惧，“看到警察拿着枪，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里，我当然马上要走。有很多记者不是，他继续在那里摄影，他没有想过警察看不到周围，会打中自己的，他照样摄影着。正是记者这么勇敢的行为，将真相、本来面目、将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报导出来。”
陈朗昇走向前线，虽没收到死亡威胁，但他的名子、住址、电话、个人资料被放上“暴徒网”，家人与妻子因此为他担忧。他说，香港需要更多记者，去捍卫新闻自由，“说到新闻自由，其实很老实说现在只剩下一些前线记者，大家一点一滴，一汗一泪去坚持。”
“因为有前线记者在顶着，写篇稿、写几个字，和老板吵架。一个镜头，可能会被警察骂得很厉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去做。”他说，接触的左派媒体记者，也在这场抗争中努力的纪录着，“在建制派媒体的记者对我说，他老板所谓也变‘黄’了。当他们都中过水炮车，变成一泡泡蓝色的样子，他们怎么会对警暴没看法呢？”
被警察公然羞辱、攻击，甚至被公然抓捕，“我们坚持在这里，不是仅仅因为那份工作、那份工资，是因为我们希望见证历史、记录真相，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
“所以不是你（港警）叫我两句‘黑记，死曱甴（蟑螂）’，我就会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锁，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我是对的，我是不会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会提醒你，‘你这么做是非法的！’”陈朗昇说。
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
初做港闻在《文汇报》 早期限制相对少
梁珍：您入行已有15年了，第一份工作在《文汇报》？
陈朗昇：我第一份工作在《文汇报》（当记者）。在《文汇报》前有好几份短期的工作，但不是做港闻记者。后来在一位老师的介绍下去了《文汇报》做港闻记者。哗，可以做港闻记者，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在《文汇报》开始接触到警察新闻，还有当时的《文汇报》是相对较Liberal（自由派），没那么多的限制。比如采访一些民生的议题，我们可以请民主派议员作回应，当然只提了他的名字没提到他的政党，他的相片还是可以刊登出来的，其实当时环境不是太差的。
当时我们的主管也曾做过主流媒体，对我们的要求都很高。我不敢说自己很棒、很聪明，但那时候也学了很多东西，还练就了一身功夫。
梁珍：当时你找我，我第一时间感觉《文汇报》记者找我聊天，找《大纪元》的记者聊天会有什么效果呢？因为《文汇报》、《大公报》、《新华社》等找我们，要么就像你那样很有勇气，要么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是有政治任务的。
陈朗昇：是的，他们是有些心思的，但我们没有那些心思。那时我们的港闻部，大部分同事都是在本地出生的年轻人。其实今天有一个现象，大家会针对一些传媒机构，可能对那机构很不满，便对他们的记者、摄影师很不客气，其实我们在《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同事之间的想法不会与《文汇报》的政治立场相同，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困难。
梁珍：你当时跟我说：“我是《文汇报》的，但我只是打份工而已”。
陈朗昇：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了，就能让你明白我们没有任何的心思，没有特别的想法，其实我也就是打份工罢了。
我太喜欢说话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直播，要做五六七个小时，时间是长了点，但也不是处理不了的，我们就那样说呀说呀。
梁珍：去年的8月份，他们说你是反送中十大爆红记者之一。
陈朗昇：这种说法真是……，其实这是反映社会的一种现况，大家都喜欢看直播，很喜欢看，很关心。大家可能都会问，你们那些年纪大的人为什么当年不抗争啊？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天下太平的年代，不需要抗争。当然想不到20年后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有的人说晚上要听了我们的直播才可以安心睡觉。很夸张，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很关心这件事。关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关心那些年轻人是不是无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我们做记者的不是太习惯于成为一个台前的人物。
梁珍：记者成为台前人物就代表一定有些事情发生的。
陈朗昇：这是不好的现象。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国际新闻就是卡舒吉案，这个记者被拉到大使馆后被害，连尸骨都找不到。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其实都是蛮困难的。当然我们记者长时间在前线工作，读者朋友看到我们喊一声“加油”，那一定会感觉到窝心（温暖）、开心，那是一种肯定。但是如果认真的想一想社会的现状，这真的不是太理想。
梁珍：最近看到你被射胡椒喷剂。你和警方打交道的经验多，从《文汇报》的时候就开始了，你很清楚这个守则，而且也非常遵守它。怎么警察还要射你呢？
陈朗昇：我很清楚（守则）。我从2005年在《文汇报》时就开始接触警察新闻了，而且在做警察新闻之余，我也做了很多群众运动的报导。2005年韩国农民事件、皇后码头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铁事件，还有占中事件。接下来就是“反送中”事件。这些经验累积下来是很有用的。我们看到这些转变，看到这些方法，我们做这些新闻本来就是对这些有兴趣。比如警察的部署、安排，这队是什么部门的警察，那队是什么部门的警察，用的是什么武器，什么时候用什么武器，我们一直都在看这些东西。
慢慢累积下来的就是一些经验、一些看法。用我最喜欢举的例子说就是：我没有水晶球，我没有内线，我是看现存的资料，慢慢的自己整合梳理出来。当然香港市民平日大多只会见到穿军装的警察，对那些防暴警察和那些机动部队打击暴动的方法就不一定认识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有机会在这个空间里去把它讲出来。
韩国农民抗议世贸 当年警察处事冷静
梁珍：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改变很大呢？
陈朗昇：警察如果是对付我们以前所知的那种古惑仔、黑社会，他们都是这样做事的。前几个礼拜说长洲那边打人，其实就是警察要查一些他认为的黑社会犯罪分子。他会封锁一个很大的范围，然后就在里面搞一轮了。
至于说是不是有很大的转变？那当然有很大的转变。我第一次接触群众运动就是韩国农民的事件，也就是世贸事件。当时那个环境不同，那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全世界的传媒都在这里。大家知道有些人会来抗争、抗议。但不是针对特区政府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警察的指挥中心那里有一句口号：你们是我们的可敬对手。其实他们把韩国的农民当作是他们（的一个对手），因为香港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乱过。之前是89年的旺角骚乱，或是什么出租车加价的骚乱。所以他们20多年来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们把这当成了一个很好的，可以认真训练的场所。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装备的。最夸张的就是韩国农民拿着一些铁马的架子冲撞时。我身边的一个记者，他一边拍摄一边流眼泪。因为他没有猪嘴（防毒面具），没有头盔，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从传媒发布的画面可以看到（警察）是没有情绪的，你犯法那我就制止你了。你不犯法，只是抗争，那个时候韩国农民是喊“Down Down WTO”，是反对世贸组织，不是反对香港警察。因为警察没有情绪在里面，所以整件事处理得较理想。
当时韩农把铁马的架子拆开，一群人拿着它往前冲。如果用现在的所谓非法集结、暴动、袭击警察的罪名来控告那些韩农，我猜他们要坐十二、三年的监狱。但实际上是警察抓完了那些韩农以后，第2天就释放他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那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到了今年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当然当中有很多背景因素，包括七警案，朱经纬案、旺角骚乱事件，警察带有很多情绪在里面，那些情绪就像滚烫的水，他们在前线看见记者就会叫“黑蟑螂、黑记”，你是完全没有批评过他，也没骂过他，他就叫你黑记。
中胡椒喷剂 警察不帮忙反嘲笑
梁珍：我记得今年3.21那次，警察走过来就向你喷胡椒喷剂，他还学你叫，你肯定是痛苦的？
陈朗昇：是，那一刻是很生气的，生气之余也很伤心，不过这些情绪出现之后，过一会儿我就忘记了，不理它，不是忘记，其实是忘记不了的，只是不理。你已经喷我了，很明显就是不合理、不合法，我痛苦的在整理、在治理，附近根本没有人冲击、完全没有人去扔汽油弹，附近全部都是警察，你们警察完全包围住，所有人全副武装，之后你看见我受伤，本来警察通例说明你用完胡椒喷剂是要递水给我的，在过往的日子，在6月我看见他们喷完年轻女孩，他们手上没水，我递瓶水过去，警察都愿意帮她冲洗。你不帮忙也没关系了，你还指着我说，我是假装的，也没关系，你还学我叫，嘲笑我，那个愤怒可以让我说出很多难听的话，但我不讲了。
这已经不是警察专不专业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智商是否有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警察他们小时候读书，有没有做过风纪。而我自己小时候在学校执法经验很丰富，我做过风纪，如果我看见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学，我一定会去批评他，不要说那是一个成年人。别人已经很受苦了，不应该在伤口上撒盐。
梁珍：五年前在雨伞运动的时候，警察还会保护记者？
陈朗昇：当时的警察起码会冷静些，警察暴力是有的。我第一次看见警察暴力是我读书时，还没毕业的时候，2005年人大释法那年，TVB播出骂警察那一次的新闻，他们硬把摄影师拉走，那次他们是用了相对的暴力，找一些机动部队警员在中间隔开，记者拍不到市民，警察在里面抬走一些人，踢那些人，踢得很厉害，踢得最厉害的现在升上去当总警司，这段时间我有看见他。其实暴力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雨伞运动的时候还可以保持那种冷静。
以我的理解他们是旺角骚乱、朱经纬案、七警案之后，他们变得很愤怒，他们可能觉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却在欺负我们警察，我为什么要给你欺负，你们不断抗争，也预料到可能会被警察打，打的又不是很伤，又不是把你打到残废，为什么朱经纬要承受罪责呢？所以种种事情累积形成警察带有很多情绪。
比如最近大家看到网上一条虐儿视频，很明显那个父亲不是在骂儿子，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这么垃圾”，“你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一个冷静的人不会期望3岁、6岁、或12岁的少儿对社会作什么贡献吧。看到他的情绪是很滚烫的，当他回到家就用拳脚，当他在前线拿着武器的时候，就会用武器，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612金钟女孩一番话 触动内心
梁珍：反送中运动到现在抗疫之战，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陈朗昇：最难忘的是，打得很激烈的，例如就是理工大学那一次，我在理工大学外面见到红十字会的人拿着旗子，抬着担架走过，我觉得好像去到战场一样。
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6．12那天。那天我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我是之前那晚6月11日做《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那个基督徒集会一直到6月12日晚上九点。在下午六点多，警察已经收复大部分政府总部外面的范围，抗争者们继续在金钟太古广场外面集结，有个女生用扬声器呼叫鼓励大家，我没有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很多的记者都提及那个女生说的话，她说，“如果香港没有前途，我也没有前途的了，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吧！”
6月9日晚上在立法会外面，看到夜晚整晚抗争者年青人到处走，不断拉来铁栏杆与警察对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泪弹打来了才后退。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看到警察过来他们知道后果的，轻则被人抓被人锁，重则会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热血的人，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很认真地说，我们成长的年代真的不会担心香港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一国两制”、有没有“高度自治”、有没有饭吃与我没有关系，就算香港我以为香港没有“一国两制”没有“高度自治”我们都会有工作，都不会饿死，都有房子住，但是现在的年青人未必是这样想的。
我接触过很多的90后，97年左右出生的，他们对前景很担心，没有前景可言，他们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学，比我读书厉害很多，但是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尤其是很脆弱，看到法官这样说话，他们心想：“那还有法治吗？”
大家成长的背景是不同的，我在香港80年代成长，90年代已经懂事，香港经济很好，觉得住房是很正常，家里可以正正常常有房子住，警察是正常的，是警恶惩奸的。但是年轻人现在看到不是这个现象，他看到的是“一国两制”、自由民主从来永远都是大话、谎话，说过07年08年有，但又没有，2012年也没有。而且人大释法，释完法之后你反对、你抗议，要抓你锁你这样，警察也是这样，司法系统也是这样，他对社会是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前景，所以他们变得义无反顾，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我对整个事情的理解会很深刻一点。
梁珍：那个时候是在现场听到的吗？
陈朗昇：感动、感动，真是很触动的，就会想，我们是回归的时候成长的一群人，97年我刚好Form4（中四），回归之后第一年我们考会考，如果当年我们与他们一样去抗议的话，上街游行的是我们那个年龄，我们完全没有选择这条路，完全没有选择去阻止回归，没有选择去question、去质疑为什么要回归？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基本法》？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完全没有这些。当然我会解释，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们那个年纪不是这样的想法。
梁珍：坚持这么长时间做直播，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下去呢？
陈朗昇：其实说起立场呢，是每个人都这么前的。有的时候我都跟同事说，“你们不要这么勇敢”。例如721大家都看到我的同事被人打，他被人打完以后我都有想过，叫他不要走那么前，很危险的。
后来他告诉我，他不是特意走那么前，真的是因缘际会他站在那个位置，那些人走到他附近，他才显得在前边，他不是特意。当然他非常勇敢，他没有后退，给人打就继续摄影，辛苦的是去救他帮他的那个人，那个人被人打得很厉害，但相对地同一个同事都摄影到。尤其是7月1日那天，立法会有一个小女孩说要闯进去，她明知道警察在附近，她要冲进去救那些要留守的那些人。
梁珍：其实这改变了很多人对整件事的看法。
陈朗昇：所以如果他不在前边，他摄影不到的。我自己对警察的理解，有些事我会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会站后一点，但是有很多记者不是，例如一些记者看到枪击，我看到警察拿着枪，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里，我当然马上要走。他不是，他继续在那里摄影，他没有想过警察看不到周围，会打中自己的，他照样摄影着，正是记者这么勇敢的行为，将真相、本来面目、将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报导出来。
我在铿锵集说过，在香港做记者环境不理想、工资不高，当然立场不是太差，工时很长，很多很多辛苦的事，我们坚持在这里，一定不是仅仅因为那份工作，不是因为那份工资，一定是有些希望做到的事，可能是因为我们希望见证历史、希望记录真相，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去摄影多一些市民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所以不是你叫我两句“黑记”、“死曱甴（蟑螂）”我就会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锁。老实说，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对的，我是不会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会提醒你，你这么做是非法的。你要执法就不要非法，我一定要提醒你，原因就是这样。
名字被放“暴徒网”家人担忧
梁珍：有没有受到人身威胁？
陈朗昇：我的名字被放上“暴徒网”，家庭地址、电话号码都被放上。（私人资料）被摆上“暴徒网”后，是有多点电话打来，没有到死亡威胁的地步。我们自己见惯了，能评估得到。其实太太和家里人都会担心的，所以我也要顾及他们。如果有什么骚扰电话，我原本经常和他们斗嘴。我太太听到后，就说“你不要这样，不要挑衅他们吧”。我说，他们那么“辛苦”打长途电话来，不要浪费了，不要说两句话就收线吧。但是我也不能够太任性。人大了，责任大了，兼顾关顾的事情就多了。
梁珍：你什么时候加入立场新闻的？
陈朗昇：我是2018年3月加入的。我以前做Fact Wire（传真社），后来因为资金和工作安排等，我后来就离开了。半年没有工作，拿了记者协会的失业救济的，真的不是开玩笑。今天大家前后都称呼我昇哥，其实在香港做新闻界是憋足了一口气的。
后来立场新闻的总编辑来找我，他说需要一个资深一点的人来帮忙。我记得他说，他的立场，他的想法，价值观，就是希望为一些无权的人发声。有些事我未必认同，比如说港独。我们未必要去表达我们是否认同，但是我们需要给那些人去说。在这个过程中，就一定有机会有结果的。
比如23条后会怎么样？他说，如果23条后要全部关门拉人，那就全部关门拉人啦。我说，你要做烈士吗？他说，那就做烈士啰。好吧，那什么时候返工？在公司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对香港社会的承担、看法、对新闻的坚持，虽然我们有做烈士的想法，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我们做新闻不会太情绪化。
我们看见警察打人，甚至连警察打人都不说，我们会说，“警察拿起警棍”，镜头看到警棍正在挥动着，然后有个受伤者受伤了。因为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我们说话，我们的语气，我们的速率，都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大家可能会愤怒，可能会伤心，可能会有很多不好的感受，所以需要记挂着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得太情绪化，令大家很生气。睡觉前聼到这些事，可能会很激动。我们只能很中性地说那条警棍挥动着，有人受伤了，大家其实可能都看到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公道，警察打人我们会录影，抗争者向警察总宿舍扔（杂物）我们也都会录影。当然这中间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分析，但都会平衡一下，说这是我们个人的看法。
新闻自由靠前线记者硬挺 有左派老板变黄
记者：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
陈朗昇：前景是不乐观的了。现在看到有三个问题。我们接触资讯的困难程度，就算虽然理论上有什么公开资料收集，有什么档案的个别机构的立法会去披露自己档案的原则，但我们接触资讯是非常艰难的。很简单，在疫情下，CSI口罩，我想没人相信这些口罩出纳的记录是没有的。那些口罩去了哪里？其实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有政府，有议员去问都问不到。以前我们记者问不到，议员去问应该能问到，但是现在议员都问不到。接触资讯的困难高了很多。
第二就是记者的安全。当然可以说我们还没去到卡舒吉的情况，不会被拉到一个地方，接着人间蒸发，尸骨都找不到。完全没去到这种情况。但是公然抓记者、公然攻击记者、公然去侮辱记者是存在的。
你说内地那些城管打记者没出现，其实是个别的。有一次我们在山东街录影一个被捕人士，我们在弥敦道被他们（警察）推开，没有其他记者在场。我就是被他们不停的撞，但是我不可以还击，我不可以还手，我甚至不能挡得太大力。如果我挡他们挡得大力一点，他们都会告我袭警。
记者：如果抽离记者的角色，你还最想做什么呢？比如写本书，留下些什么？
陈朗昇：其实记者都有在想出一本书。就像六四时出了一本《人民不会忘记》，北京的记者一生的经验。我们都在醖酿中，留个记录是好的。
我没想过不做记者会做什么，毕竟做了记者十几年了。很老实说，香港需要更多的记者。说到新闻自由，其实很老实说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些前线记者大家一点一滴，一汗一泪去坚持。你见到很多传媒，其实都是有立场，有他们的金主。大家看看新闻，都还没太过分，是因为有前线记者在顶着，写篇稿、写几个字，和老板吵架。一个镜头，可能会被警察骂得很厉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去做，其实真是靠住。很多谢大家去支持那些前线的记者，希望大家的支持不会太有差别。不是做建制派、做左派媒体的记者都是这样想的，其实没有的。我听到一个在建制派媒体的记者和我说，他老板也变“黄”了。当他们都中过水炮车，变成一泡泡蓝色的样子，他们怎么会对警暴没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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