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05日讯】这是一场不可否认的罪行。2019～2020年新年之交，以中国武汉为起点，全中国乃至全球爆发了一场重大肺炎疫情，而中共在初期对疫情实况长达1个多月的隐瞒，使这场大灾难愈演愈烈，难以收拾。
从2019年12月1日第一位武汉病毒患者入院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武汉政府持续对外宣称病毒传染性不强，可防可控。在第一位患者已经先后传染了14位医护人员、许多患者为全家集体感染，出现了明显的人传人病例时，中共一方面仍然坚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另一方面大力“惩治谣言”，将意识到疫情危险性并在朋友圈内发出提醒的八名医生训诫、约谈。
近两个月的隐瞒与谎报，导致病毒在全中国乃至世界迅速扩散，无数人被夺去生命，疫情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中国人民对湖北省、武汉市当局隐瞒疫情的怒斥，中央下令问责武汉政府，不料武汉官网挂出了《“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一文，文中申辩：“早在疫情发生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暗指此次疫情失控的责任在中央。这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推卸责任，让无数中国人民用健康乃至生命付出了代价。
武汉疫情爆发百天以来，除去武汉市民是事件亲历者，多数人通过新闻媒体追踪这场灾难。但谁能想到，这些铺天盖地的消息竟被巧妙地编织成蒙蔽真相的遮羞布，本该为犯下的罪责付出代价的人躲在其后，妄图利用信息控制脱罪。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大陆两个月来疫情报导与舆情控制的特点，分析中共信息控制的手段与目的。
1. “实情”：掩盖再掩盖后的“真实”数据
此次武汉疫情中，有许多网站、公众号实时滚动播报肺炎疑似、感染人数，如“丁香园医生”等。这种“数据公开”反而给予了很多非湖北群众安全感——使其自认为心里是有数的。在疫情早期，武汉市内的各种求救、呼吁信息还未在网上传开，许多中国民众对党还保留着基本的信任，这些“透明”的数据影响力就更为突出。
那么，这些数据真的“透明”么？
2020年1月底～2月初，武汉官方统计的肺炎确诊、死亡人数信息表
我们注意到，这些数据的确诊死亡率极为规律地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很难想像在疫情爆发的早中期，感染人数就如此“听话”地稳定下来，这份数据确有伪造的嫌疑。
对比下边1月24日，孝感市湖北航天医院的胡电波医生公开的疫情数字，哪一个更可信？其实人们心知肚明。
日前，一份朝阳市卫健委2月23日发给辽宁省卫健委的内部文件流出，内容是该市政府办公室已按照《关于稳妥处置有关信息的紧急通知》的要求，通知下属朝阳市交通局、凌源市政府办公室、龙城区政府办公室销毁有关新冠疫情的文件数据，并对接触过数据的人员逐一排查登记，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对疫情有关数据的“稳妥处理”的要求，使辽宁省政府掩盖疫情实况的举动暴露无遗。
然而辽宁省的例子并非个案。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于2月16日起作为独立记者前往武汉，在YouTube上发布了数条疫情消息，其中包括武汉正在招聘天价搬尸工。
2月21日，李泽华暗访青山殡仪馆。在他的视频中，李泽华自称帮朋友寻找抬尸的工作机会，一个负责招聘抬尸工的人告诉说，“如果今天没有拖尸体就一分（钱）没有……（用自己的车到制定的地方拉尸体）拖第一具500（元），拖第二具增加200，拖第三具再加200，如果第四具的话就是1100。”与网传4小时可以挣到4000元人民币不同。
李泽华到晚上11点才离开青山殡仪馆，但是殡仪馆的焚尸炉还在轰隆隆作响，意味着殡仪馆的工人在加班加点。他在这段视频的最后用了几个数据，算了一笔账。
他说，根据官方的数据，武汉市平均每天非病毒感染死亡人数为137人，而武汉市区共有74个火化炉，日常情况下，每天每个火化炉只需火化1.74具尸体，每具尸体火化需要60分钟的时间。疫情爆发后，根据中共官方的资料，武汉在1月12日公布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到2月19日为止的38天内，平均每天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为40人。汉口殡仪馆专门负责火化新冠病人的遗体。这家殡仪馆共有30台火化炉。按照上面的数据，李泽华推算出，汉口殡仪馆每天需要处理的52具非感染者遗体（每个火化炉每天火化1.74具X30座火化炉）；加上40具病毒感染者遗体，每天需要火化的遗体总数应该是92具，远远低于这家殡仪馆的火化能力。如果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话，汉口殡仪馆有能力每天火化240具遗体。
李泽华的结论是，如果官方有关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是真实的话，非但汉口殡仪馆不需要加班，其它殡仪馆（青山殡仪馆）更不需要加班。
中共显然对疫情死亡人数有所隐瞒——因为武汉殡仪馆从中国新年后就没有休息过，24小时连轴转工作，有的火化工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累得大骂武汉市领导。
2月中旬，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之际，媒体披露，已有40台“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进入武汉。武汉网友指出，死人太多，这些设备烧的是死人尸体。每个方舱大小约20公尺，体积约30立方公尺，包含固体粉碎、焚烧及空气净化三个部分。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方舱外头印上了“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字样，显示方舱不只处理医疗垃圾，也处理“动物尸体”。
武汉网友周先生说：“调了一些烧尸体的炉子过去了，不让出门，把门堵死，也就是一定要死就死在家里，如果不死在家里就传染，不好。那个焚化，那是烧尸体的，烧人的尸体。告诉烧尸体的人，高薪，2000块一小时，死的人太多了，一个车子就烧一万斤，这是什么概念。”
网民“麻吉妹子”根据李泽华提供的数据推算，武汉殡仪馆的74台焚烧炉，乘上全天24小时工作，再乘上每小时焚烧1具尸体，结果就是武汉每日真实死亡人数为1776！
此次，不断传递到全国人民手中的、堪称娴熟欺骗。在一月底二月初，完全隐瞒疫情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通过政府公布的被多重过滤后所剩的“公开数据”，人们虽然意识到疫情是可怕的，但又“亲眼见证”着它的“可防可控”，似乎再强大的敌人都会被党和政府轻易地“收服”，自然只会保持“有限度的恐慌”。
而那些在过滤和修剪时被除名的数据，那些根本无法进入统计的数据，其实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被疫情大潮吞没，失去了健康乃至性命，但却永远无法留下姓名和进入统计。
2. 祸水东引：对美国的指责
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了网上例行记者会，指出：“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并提及美国2019～2020流感季已导致1900万人感染，至少1万人死亡，而截止到2月3日，中国确诊感染新冠肺炎17,205例，死亡361人。这些言论的直接意图虽是论证美方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为“过激之举”，但显然还有别的用意——寥寥数语，再次把“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推成了靶子，描述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事实上，就信息本身而言，这些说法都非常不客观。首先，指责“美国政府”未向中方提供实质性援助，是一个巧妙的擦边球。据统计，截至2020年2月2日，188家外资企业共捐赠10.96亿元，美国、中国香港、印尼、韩国、英国的企业捐赠额暂居前列。美企捐赠2亿7954万元人民币，排名第一。至2020年2月6日，254家外资企业累计捐赠13.78亿元现金及物资。美国、中国香港、韩国企业捐赠额居前三。其中，74家美国企业累计捐赠3.84亿元，占比27.9%。不错，美国企业的捐赠确实不算在“美国政府”头上，但作为整体的美国，以极大的力度援助了武汉更是不争的事实。华春莹的发言并没有逻辑上的漏洞，但却暗中将人们的愤怒情绪转向整个美国——有多少人会在匆匆浏览新闻时深究“美国政府”这一微妙用词呢？
其次，将美国流感死亡人数与武汉肺炎疫情规模并置，更是极有欺骗性的做法——似乎和美国大量死亡的流感人数相比，中国的肺炎疫情算不上什么。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普通流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一事，在任何一个人口大国都是常见的。2019年9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分析了中国2010年～2011年到2014年～2015年间的流感死亡率，研究发现，中国每年有超过8.8万人死于流感。这种普通流感与现在的武汉肺炎从传染率、死亡率上来说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也许会在这一段外交言论中发现相似的套路：华春莹所使用的数据确实是真实的，但却无形之中起着误导的作用——似乎“为人民服务”的中共与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远比美帝有力。只有深究下去，才会察觉其中的不合理处，但同样的，大多数读者并不会发现这一点。
让事实为自己说谎和煽动——如此“高明”的舞文弄墨，道德低下程度可见一斑。
3. 着墨：高歌猛进的“作为”
在那段荒唐的答记者问中，华春莹倒是说了一句真话：“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不错，从武汉封城开始，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疫情应对措施，积极的“作为”频频登上各大官媒，并配合“众志成城”的标语、图片或音乐一同放送。方舱医院、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更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平心而论，这些“作为”对疫情的防控的确是必要的，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也并不过分。但笔者想谈一谈这些作为的另一面：真实情况并非一派光明。
强制体温测量与强制隔离
2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武汉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提出“武汉要举全市之力入户上门排查‘四类人员①’”。这一新闻被媒体冠以“大动作！”等标题，似乎是分外激动人心之举。但实际上，这一举措存在诸多问题：
此次上门排查以体温测量为主要手段，但发热并不是唯一的感染标志。武汉市的魏鹏医生指出，这一举措不但无法实现全面排查的初衷，反而容易以工作人员为载体挨家挨户地传递病毒，引发更大面积的感染。
这一排查执行的手段较为粗暴。许多网上图片显示，对于不配合强制隔离的武汉市民，上门排查人员的手段相当粗鲁，自己只戴个口罩，和被排查者大量肢体接触，将人拖出门外，既缺乏对中国公民基本的尊重，也很难保证执法中不互相感染。
确实是“大动作”，确实是有“执行力”的党与政府。但不是所有的雷霆手段，都算得上为人民服务。
方舱医院的医疗设施问题
自方舱医院建设以来，相关的争议一直在持续。方舱医院的医疗与物资条件到底如何？能否达到收治病人的标准？
连日来，大陆媒体关于方舱医院的报导较多地集中在医护人员与病人的乐观抗疫上，镜头往往对准医院中跳广场舞的老人、耐心安抚孩子的医生护士和认真准备高考的毕业班学生等。这些温暖动人的细节所展现的人对生命的热爱与积极的生活态度，确实值得敬佩。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对方舱医院的全部记忆。
在苦难中展现出的人性的高贵，并不能为苦难本身正名。
临时在体育馆等场地搭建的方舱医院，医疗物资、生活物资较正规医院匮乏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归根结底，方舱医院的拔地而起还是由于疫情规模蔓延过大、相关物资筹备不及时，是一种无奈应对之举。倘若今后还有疫情发生，我们并不希望这样隐瞒、扩散、临时收治的局面再次出现。
如果一味地高唱赞歌掩埋了阴影，那与挽歌有何区别？
4. 淡化：被遗忘的污点
也许到了3月份，百步亭将不再被人提起。
1月18日，黄历小年，武汉江岸区百步亭在已经有人得知封城消息的前提下，仍然红红火火地开展有40,000多家庭聚集的“百家宴”。消息传出后，当即受到海内外舆论批评。
“百家宴”之后，截至2月6日，百步亭社区一共有57个门栋被列为发热门栋，每个门栋14户人家，楼下进口处被贴上红底黑字的“发热门栋”字样。该社区内的怡康苑（百步亭社区共包括9个小区，此为其中之一）则共有3779户，分为5个单元网格，截至2月4日中午12点，其中一个网格已至少有10人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有超过30人在医院拍的CT结果显示“高度疑似新冠肺炎”，另有数十人轻症患者居家观察中。百步亭万家宴“一万多道菜品出邻里温情，二十届万家宴见证社区和谐”的宣传口号显得极为讽刺。
然而大陆媒体对百步亭事件的后续报导并不多，真正跟进感染人数的更是少之又少，大多只是泛泛提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云云。若不是居民利用网络求助，也许被誉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的百步亭，只有无声无息地成为“面子工程”的牺牲品。
也许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人和事没有那么健忘，不会被轻易蒙蔽。但在信息时代，每人每天接触到海量的信息，如果一些消息被人为地抹杀，在众多信息中难以占据一席之地，会无意间使人觉得其次要，乃至逐渐遗忘。何况有更多的“大作为”被浓墨重彩地推出，没有人希望被愚弄，但总是不由自主地跟波逐流，唱起赞歌。
5. 封口：言论管制
随着疫情攻坚的白热化，舆论管制也达到了高峰。3月1日，被称为“网络大屠杀”的中共《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生效。在2月29日，中共网警对社交媒体的“大屠杀”就已启动，大批敢言账号被停或无法登陆。据此前爆料，这是迄今中共最严厉的一次网络整肃。据自由亚洲报导，2月29日及3月1日，中共网络警察和网络社交平台对发布所谓敏感信息的账号，采取了大规模封号行动。2月29日晚，前《南方周末》记者、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的公众号“新闻实验室”被封号。3月1日，又有无数活跃网民的账号无法登录。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封口中，连相关的学术论文都难逃一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的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一篇分析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论文，从被广泛转载到被封禁不过半天时间。上到学者研究下到普通民众的议论皆被禁止，这绝不是客观清理谣言。更有甚者，新浪微博甚至大量删除武汉市民的求助信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绝无意挑战党的统治与权威，不过是求告政府无门，转而利用网络自救求生，何罪之有？
为告知公众疫情的真实状况，几位“公民记者”利用网络发布了在武汉市拍摄的视频。方斌是武汉当地的一名服装销售员，他录制的视频，让人们看到了疫情中心未经过滤、往往是令人心碎的画面。医院外排着的长队、虚弱的病人、焦虑的亲属。几天后，方斌被人从家里破门抓走。
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前文提到的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2月16起，他开始对武汉市疫情实况进行暗访调查，先后到了武汉百步亭社区百步雅亭小区、武汉软件职业工程学院、青山殡仪馆等地进行实地采访。2月26日，李泽华在武汉的公路上开车，被疑似国安人员尾随追捕，李泽华一边开车一边发视频向网友求助，当晚10点，在与门外不明身份敲门人一段时间对话之后，李泽华被强行闯入居所搜查，视频中断。
李泽华进央视做主持人的时候，二十岁出头。李泽华被抓走的时候，二十五岁。有网民可怜他：“这是什么年代了还说真话……”他的被失踪似乎与他拍摄的视频触及了P4病毒所与武汉火葬场的敏感问题有重大关系。他播放的视频显示，16日前往武汉疫情严重的百步亭社区实地采访；18日报导了武汉市殡仪馆“天价招聘尸体搬运工”内幕；25日，他前往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访问滞留的外地劳工；2月26日，李泽华在前往武汉P4实验室后回家就被国安追捕，在酒店他对着镜头做了“最后的演讲”后主动开门，然后失联。
武汉P4病毒所，全称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武汉P4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一直被怀疑是这次疫情泄毒的源头。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认为，公民记者接连被扣查与他们踩进了“禁区”有关。他指出：“这疫情里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他们要突显是中央的坚强领导，还有主旋律，宣传重点基本上没有对准病人。疫情还有民间的情况还是一个‘禁区’。”
一个抽象又空洞的稳定的逻辑，压倒了真实的鲜活的生命；对民心动摇的惧怕，超出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防民之口的维稳，终究只是一张血淋淋的画皮。
6. 收编：被“主旋律化”的“众志成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日在瑞士日内瓦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这确实是中国民众的劫难，中国民众的牺牲，中国民众做出的奋斗和贡献。
但当疫情结束时，那些灾难中可歌可泣的事件、无私奉献的精神、鼓舞人心的歌曲，都将被中共作为“党与政府”领导人民的丰功伟业，被收编入主旋律的宣传话语中，成为新的红色资源。
等到没有亲身经历这场灾难的下一代人成长起来，唱着赞歌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中共在疫情中犯下的罪业。
民众与党的距离是如此的微妙。当党进行维稳时，民众的生命健康是“不值一提”的，可一唱起赞歌来，党与人民群众又一下成了“一体”的，所有歌颂人民的歌，都被算作歌颂党。
7. 总结：中共的脱罪历程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中共构建“信息谎言”的高明之处：
对疫情实情，采用修剪美化过的报导，展现出“可防可控”的稳定形势；
面对民众对政府通报实情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的局面，采用祸水东引的手法，把“美帝”又一次变成活靶子，供人们平息愤怒、“一致对外”；
相关新闻报导中，刻意放大政府的积极作为，特别突出此类行动的光明一面，而对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回避不谈；
对于无法收拾的事件，采用淡化的方式，妄图借助时间为自己脱罪；
“调控”网络舆论，使从专家到民众都不敢发声。
最后，当一切都结束时，所有为武汉人、中国人谱写的赞歌，都将成为这个本该承担罪责的党和政府的“光荣事迹”，成为“党领导人民抗击‘天灾’（而不提人祸）”的丰功伟业，并作为“历史”，交代给下一代人。
这是个非常熟悉的“党的赞歌”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几十年。
但是，事实永远没有那么皆大欢喜，太多的惨剧被掩盖了。
2月24日下午，湖北十堰，一位志愿者上门查体温。敲开房门，走到一户人家，开门的是个六岁的小男孩。
志愿者问：“家里几口人？”
男孩回答：“只有我和爷爷。”
“你爷爷呢？”
“去世好几天了。”
“为什么不出去？”
“爷爷说外面有病毒，不能出去。”
这个小男孩给死在厕所的爷爷盖上了棉被，靠吃饼干度过数日。如果不是被人发现，他也许会悄无声息地死去。
人对数字总是那么的容易麻木，看惯了几万个确诊的数字，就觉得每日几百人确诊，已经是雨过天晴，该唱一唱春天，唱一唱彩虹，一切都会过去。
但一切都不会过去，如果我们仍然这样在谎言之中得过且过地生活。
正如前文所言，苦难中展现的人性的高贵，并不能给苦难本身正名，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倘若仅凭玩弄舆情的伎俩脱罪，那千万亡魂该何处安息？
不要忘记人祸，且等那恢恢天网。
文章来源：明慧网
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