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烟树的景观，曾经离我很近，而我却并不在意，正如我秋游香山、泛舟昆明湖、徜徉于紫禁城，却对于京城的古迹和历史不甚了了。
多年后，我穿过迷雾、试图在精神上归乡时，才赫然发现，自己和传统的距离是如此遥远。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典故和人物，我和朋友不禁感叹：原来，我们是那样无知，仿佛迷失的孩子。在这个年纪，意识到身若“文盲”的现实，实在悲哀。
我出生在文革的后半段，是红色宣传洗脑的牺牲品。我在“阶级斗争”的氛围中长大，中共和苏共的“革命”歌曲是固定的练唱样本，祝愿领袖“万岁”的口号是最早的英语教材。我打开父母的书柜，翻看诗选和名著时，前言里必定写着编者对古人的“批判”：封建迷信、鼓吹宿命，如何如何。我练习写毛笔字，却未能领略汉字的美丽和庄严。这就是我的“蒙学”，不知何为“国学”、但很确定要“跟党走”的童年。
我不仅是多重意义上的国文“文盲”，还是历史盲、真相盲。我听从“党”的“教导”，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背诵“革命先辈”的文章，还有马列等必修至博士（等同于“永远”）的政治课。这些书本告诉我们：“党”是“太阳”，社会主义是个大花园，一些“反华势力”不安好心，伺机破坏。总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冲锋。
学校老师有时组织我们去看“爱国主义”电影——战士们在中越边境上浴血，牺牲前还不忘最后一次党费。可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港台和欧美影视涌入后，银屏上的异域民居、街道和人物都令人耳目一新，为什么，那边的生活更像花园？那里的空气，纵使相隔千万里，却让大陆观众感到格外清爽呢？
有一天，父母的同事告诉我：共产党说什么，你就反过来听。乖乖，说这话的，可是老党员啊，怎么听起来有点“反动”？后来很快的，妈妈宣布，她决定不再缴党费，因为她要自动退党。
几乎与此同时，家里出现了一本本“禁书”，那里面都是党官的荒淫录，所以不能自由流通。大人抓紧时间传看，我也跟着凑热闹，只是不明白，新闻联播、教科书和这些书相比，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醒悟的起点，在1989年的6月4日凌晨。中共开枪镇压和平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北京、全国和世界都震惊了。屠杀，就发生在历史悠久的城市，令人难以相信。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就倒在子弹下，成为当夜的失踪者之一。当他再度出现，跛脚而冷峻。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一班青年学子，经历了“人人过关”、人人要说违心话的共产主义特色的严格审查。我初次感受了红色“革命”的冷酷、亲眼目睹了假话当作真理的荒谬现场会。
在那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肃杀和从未有过的压抑。说真话意味着失去工作机会，被打入另册，意味着跌入“文革”的隧道。另一方面，当我到隔壁阿姨家收听“敌台”广播时，我体会到了自由的感召力。漫漫长夜，总有人在追寻希望的电波。
出国后，开放的信息令我激动：网络、书刊、各种资讯迎面而来。禁闻、禁书都可随意浏览，历史的不同版本由你辨别。在海外，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并为真正的中国拼图。
我的心灵已经蒙尘，并非白纸。点滴的真相，好似清洗剂，滴在心头，慢慢地、一层层地洗去污垢。
我读到了许多催人泪下的真相，因此走近了真实的恐怖：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共产主义幽灵侵害地球，曾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建立过政权，并且令这些地区生灵涂炭。共产党以人间天堂说欺骗民众，统治的结果是死亡、饥荒、虚伪和败乱。
在中国，先贤圣人的训诫、文化的遗迹被践踏和摧毁，纯真的感情被亵渎，自由的意志被阻挠，善良、勇敢者被迫害，数千万人死于非命，血流成河。这些，不正是包装成鲜花、强加于我、并且勒令我和我的上一辈、后一代要为此“斗争”和“感恩”的吗？
于是，我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我加入了传播真相、书写真相的行列。我也开始进一步向传统回归，从初始学习，犹未为晚。我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把握现在。
于是，我渐渐地看到了那条文明的长河，绵延五千载——中华正统文化的厚重，写满了神传奇迹、英雄传奇，以及仁、义、礼、智、信的美好故事。信仰为本，道德为尊，这是民族的根基，未来的方向，繁荣和幸福的保障。
我知道，传统将带我踏上正道，走向光明，也将引我返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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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