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与我们并肩作战》（27）

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

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

文／高智晟

胡锦涛、温家宝及亲爱的全体尚怀良知的中国同胞：

高智晟在长春市向你们问好！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那些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血腥枪杀的无辜同胞表示我最沉痛的哀悼！对那些死难同胞的亲人表达一个公民的慰问和声援！同时，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凶残杀害我们善良同胞的野蛮暴行表达我最强烈的抗议！强烈要求最高当局遵从文明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惩办凶手及责任者，抚恤死难者家眷！

冰天雪地的长春寒冷异常，“躲藏”在一间一天大部分时间断着水的房间里的我此时热血沸腾，这并不是因为我正再次写公开信给胡、温两位！有幸为着一个世间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明天而奔走，这足令一个普通的公民热血奔涌！

十月十八日，同样是在热血奔腾的情势下，我致公开信予胡、温两位我们的同胞，紧急呼吁他们的政府“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公开信发出的第二天，我的家遭到赤裸裸的电话威胁。第三日起，每日平均不低于十辆的小轿车、不少于二十人的便衣开始了针对我全家的二十四小时围堵、盯守及跟踪。到第十五日，我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勒令停止执业。我的国家对一个公民公开建言的这种反应方式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这封公开信引起的另一番强烈反应是，各地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纷纷发出让我去他们所在的地区以了解真相的请求，这些请求信尤以长春市、大连市为最多。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我们几乎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持续奔走于山东省济南市、辽宁大连市、阜新市、吉林省的长春市等地，行新一轮的真相调查之举，较以往此般情势下的独行经历不同的是，全程荣幸地有焦国标教授的伴行。

在这个时际，在成群的便衣还在我家门口昼夜花样百出地刻意营造恐怖氛围、全家被野蛮压迫最为严酷的时期，十一月二十九日，我摆脱了不下二十名便衣的跟踪、围堵，我再次得以以我的方式进行了十五天的真相调查。我想在此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设法说出这个民族持续被血腥迫害的真相，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提醒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及紧迫性。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个体，是到了一个必须正色面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啦！任何理由、任何传统的方法及任何的耽延，都将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价值的犯罪！

在这封信里，我将不会回避任何我看到的真实存在的问题，哪怕这封信的公开之日即是我入狱之时。十几日的调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彻心肺的真相，“六一〇办公室”，至少可以这样称谓它——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宪法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安排规范中没有的组织，却“行使”着本只能由国家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及许多连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行使的“权力”。它“行使”着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力。

我们看到了，被以“六一〇”为符号化的的权力，正在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的权力正在持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

胡、温两位，作为这个时代，这个时刻具有特殊身份的民族一员，尤其作为在国内大多数民众心目中还被视作具有良知的民族成员，是到了我们必须共同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啦！

此时此刻，我用颤抖着的心、颤抖着的笔记述着那些被迫害者六年来的惨烈境遇，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迫害真相中，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地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即是“六一〇”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地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

几乎是百分百的女同胞的女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生殖器，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其下流的攻击，几乎所有的被迫害者，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那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

任何语言、文字的功能都无法复述清或者再现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我们还尚存一丝体热的民族成员谁还有条件在这样的真实面前沉默下去！？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二十分，长春市的王守慧和刘博扬母子俩被“六一〇”警察跟踪并非法抓捕。母子俩随后遭受了警察的酷刑折磨，当晚八时，二十八岁的刘博扬即被迫害致死，十多天后其母也被折磨而死。

这对生前历尽磨难的不幸母子的尸体至今被扣在“六一〇”警察的手里。刘博扬死后三日，（警方）才通知其父。王守慧的死亡时间至今不详！刘父找当地的律师，竟无一人敢接受他的委托。

老人告诉他跟前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是生不如死。活着更痛苦。处理完他们母子俩的后事，我也将随他们而去。”

“王守慧一家三口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打压’之后，他们持续遭到绿园区正阳派出所和正阳街道办事处干部的骚扰迫害。王守慧分别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和二〇〇〇年二月被非法拘留和劳教。在黑嘴子劳教所曾遭电棍酷刑八次；被逼每天白天干活，夜间站着不许睡觉，五天五夜；被绑在‘死人床’上数次，最严重的一次被捆绑在‘死人床’上，（狱方）用两根电棍同时电击（她）一个多小时。（她）全身及满脸没有一处完好地方。（她）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才被释放。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王守慧走在路上，再次被绿园区正阳派出所绑架，并被长春市公安局‘一处’蒙面带到长春净月潭的净月山上私设的刑房上刑——坐老虎凳两天一宿。期间还遭受酷刑折磨：两根电棍同时电击她的乳房等处；三名男子同时拳击其面部及上身胸、背等处，致使王守慧左脸面颊骨粉碎性骨折、大吐血。后肺部感染，在公安医院住院期间，王守慧被固定四肢，强行输液，不让上厕所。强行插导尿管又不护理，五天五宿不能动，导致后来王守慧一直小便失禁。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王守慧一家三口又被绿园区分局政保科绑架至正阳派出所。王守慧全身被捆绑成一个团，捆了一宿，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期间，曾被手铐与脚镣连在一起，铐了十八天。被野蛮灌食一个月，后送省公安医院，固定四肢强行灌食三十多天。王守慧被迫害至奄奄一息时才被放回家。

“在同一时期的正阳派出所，几个警察对刘博扬残酷折磨：拳打脚踢、用皮鞋抽嘴巴、上绳、头上套塑料袋；把刘博扬的双臂背到后面，然后用手铐将人双手吊铐起来，身体悬空，并且来回悠荡或向下拽双脚。当时行刑的警察苑大川还叫嚣说：‘法轮功我也打死过好几个，打死你们我不用负任何责任！’每行刑时，母子俩惨叫声互闻，惊天地、泣鬼神！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刘博扬被送至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年。十二月份，遭到警察强迫：整天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晚上不许睡觉，白天还要被迫参加强制洗脑。二〇〇四年六月被劳教期满时，劳教所却不放人，找借口给他加期四十七天。刘博扬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为人仁义、厚道、尊老爱幼，在医院工作连年都是先进。”

王女士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上述刘家母子的境遇。

四十八岁的长春市民孙淑香，在六年的时间里总共被非法关押过九次。以下是她自述被非法劳教期间其中的几次部分经历：

“二〇〇一年下半年的一天，兴业街派出所八委的片警李振平和一个男的上我家劝我丈夫跟我离婚。我说不离，他就不停打我的脸，都肿了，眼睛往下淌血，顿时眼睛看不清东西了，还问‘离不离？你若不离就将你再送进去（指劳教）。’我丈夫在他们持续恐吓下和我离了婚。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家被政府给拆散了，至今使我流落在外。

“二〇〇二年七月初我去父亲家里，穿着便衣的警察突然闯进来问我是不是孙淑香？没等我回答，我就被绑架走。第二天，长春市公安一处将我用车（载走）在颠簸了约两个小时的路程后，两个警察架着我，带入一个阴森恐怖的地下室后，将我头上蒙着的套摘掉。同时，呼啦进来八九个警察。

“桌案上有大、中、小三个电棍，一捆绳套，另一边并列着三个老虎凳。两个警察把我架到老虎凳上——扶手上固定挂着手铐，手一放到扶手上，一翻就铐上了。老虎凳的扶手上有一排不同码的小孔适合不同胖瘦的人。警察老练地用拇指粗的铁棍从老虎凳的两个扶手经过我胸部、腹部，穿过（扶手），把我紧固定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

“其中一个警察指着刑具问我，‘你看见了吗？如果你如实招来，一个多小时就能下来了，如若不然，各种刑法让你尝个遍。刘哲等（被迫害者）又怎么样？没有几个能从这上面活着走下来的。’

“一个看起来表面很斯文的警察打了我两个嘴巴，当问我认识哪些功友时，我说‘不认识’，他就拿起电棍，用电棍前的两个爪子插到我的肋骨间电我。之后问我功友的电话，我不说，就拿起电棍从手指尖开始电我，边电边问我认识哪些功友，我不说，他用电棍从我手臂外侧经过头到身体的另一侧，电了身体一圈，接着又慢慢地电了身体一圈，然后又换了一个高伏电棍，充足了电，又开始从我脚趾慢慢电我身体外侧一周，我还不说，又从另一只脚尖开始电我身体一圈，我还是不说，他们就用电棍集中电我的眼睛，眼睛有要蹦出来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我还是不说，他们又开始电我的肋条骨，我疼痛难忍！

“又电我的前胸部，边电边问‘和哪些功友有联系’，我疼得说不出话来，所有功友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在我面前闪过，心头只有一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一个功友，只要说出一个功友，功友就会立刻被抓来迫害。

“警察又把电棍放在我嘴里电，嘴被电糊了，肿起来，外面全是泡。他们边电边说，‘叫你不说。今天就要撬开你的嘴。’然后电棍又插在嘴里电击。一天一夜的折磨，我已是奄奄一息……！”

“二〇〇三年初，我在刑桂玲家借住，有一天半夜听见惊天动地的砸门声，两道门迅速被砸开，惊恐中见一群拿铁锤、拿枪的警察闯进屋里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之后我们被抓到绿园区公安分局。把我们关在一个小铁笼里，把我锁在老虎凳上。他们当着我的面开始打刑桂玲，用皮带勒她的脖子，她撕心裂肺地惨叫，我看见刑桂玲被打倒。

“打倒了，（警察）就用脚踢——她站起来之后再被打倒，打踢着让她说出与功友的联系——反复的折磨。然后（警察）解下皮带，勒她脖子，直到她喘不过气来。警察吼叫着说：‘让你不说。’刑桂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一个功友的名字也没说。然后，（警察）开始折磨我。经过三天的折磨后，我们被送到第三看守所。

“二〇〇三年八月四号，我再次被警察抓走，把我抓到南关区公安分局，一个满脸麻子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被撞得晕头转向。之后又给我坐老虎凳。紧扣我的双手，然后一个警察砸我的胳膊，手被拷子勒破。他们用铁环紧扣我的双脚腕，然后踩铁环上的铁棍，使铁环越扣越紧。脚腕疼痛难忍！又用塑料袋套在我的头上，然后在脖子上扎紧——一点都喘不过气来，憋得我要窒息了。看我不行了再放下头套，缓一会儿再来一次，看不行了又拿下，反复共三次。

“还有踩脚腕铁环上的铁棍，铁环越来越紧，使我疼得抽起来，脚腕已破，流了很多血，我疼得昏死过去，他们用冷水浇醒我，之后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我一直绝食、绝水。昏迷了！二十七天的时候我已奄奄一息了，才通知家属接回。”

长春市六十岁的刘淑琴老人，六年里五次被非法抓捕劳教。老人异常平静地向我们讲述了她被野蛮折磨的经历。

“第一次被抓是二〇〇〇年二月，警察疯狂地连打带踢拖着我们上警车，送到八里堡拘留所，我们被非法关了十五天，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我们一共被抓去十多人，受到了难以言尽的折磨。之后街道和派出所不断来骚扰。

“第二次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天安门警察扑上来，用电棍猛击腰部，强行拖上警车。后送到宣武区看守所的一个操场上。

“大冬天让我们一百多人坐在外面地上半天，后来我被投入一间地牢似的房子里，墙上全是冰霜，警察逼我脱光了衣服后指使人用大水管往我身上喷水，让我光身子睡在光光的地上，什么盖的也没有。屋里马桶臭味难闻，每天好几个警察轮番提审，警察晚上不让我睡觉，折磨了三十八天，毫无结果。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了揭露政府对法轮功的谎言，我和几个功友出去挂条幅，被人举报抓住。‘六一〇’的警察不停地暴打我。晚上十二点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在那里，警察用拳头打我的眼睛，打得我两眼冒火星，一阵发黑。又打我的脑袋，连击了好几拳。面对这野蛮行径，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警察又让犯人拿来沉重的脚镣（二十八公斤）给我戴上。我被关押了二十二天，受尽了生不如死的折磨。后警察勒索了我家不少钱才把我放了。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刚被放出来没几天，绿园分局的一伙警察又闯进我家，其中警察苑大川专门翻我家的抽屉，四千多元现金全部被搜去，没留任何票据，其中一个警察把我孩子从国外带回来的香水装进自己的包。

“苑大川正翻我的钱，我指责他们的野蛮强盗行径，苑大川就打我两拳，给我戴上手铐。他们为所欲为地翻我的家，翻得家里一片狼藉。后把我绑架到绿园分局刑讯室，给我上刑，坐老虎凳，折磨了两个小时后，又换上绑绳。绳很细，警察使劲勒我，手绑在背后，从前胸到后，五花大绑，推出行刑室。

“另一伙人把我推上车，警察用我的羽绒服死死地闷住我的头，闷得我几乎窒息。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一个行刑的地方（后来知道是朝阳分局），满屋子都是各种刑具。

“一到屋子就把我推到老虎凳前，有六个警察左右给我戴上手铐、脚镣，胸前横插上钢管。一个年轻的警察拿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棒子，打我铐在老虎凳上的左手，打了十几下，我的手肿得老高老高，很快变成紫黑色。他们让我说出其他炼功者的事情，我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这时十几个警察将我的手铐在背后，不停地拉手铐、脚铐及钢管，在强大的拉扯下，只感到筋快断、骨要折，使我窒息，难忍的疼痛使我死过去几次。

“警察见我昏死后就往我身上泼冷水，见我醒来时就继续用刑，就这样死去、醒来，折磨了我一天一夜，在警察使劲拉扯手铐、脚镣时，手铐和脚镣不停地往肉里扎，我的手腕和脚腕血肉模糊，地上流了一滩血。

“警察对我这个老年妇女惨无人道地进行的折磨，使我的胳膊、手、脚、腿每根神经骨缝都疼痛难忍，全身动不了啦。三月一日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检查我的心脏、血压都不行了；双腿不能走路。就这样，还判我劳教两年。

“在我昏迷中把我抬进黑嘴子劳教所，上厕所也得让人抬着。在二大队，警察刘连英开始转化我，说我腿不能走路是装的，上来野蛮地用电棍电我腿、胸、心脏，全身都电了，当时一个叫伊丽文的刑事犯（她和刘的关系很好）看不下去了，把电棍抢过来说：‘别电她了，她都那样了。’刘连英这才不电了。

“由于我不能走路，警察经常骂我，利用所有的转化能手转化我，所有的警察轮番转化我，每天收工后也不让我睡觉，对我进行强行洗脑，逼着我写什么书、什么书，我坚决不写，这样连续逼我、折磨我。

“两个月来，我经常血压高过二百，心脏病严重，贾洪岩看实在转化不了我，就开始利用卖淫的犯人，对我进行迫害：吃饭、睡觉，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对我进行‘严管’，逼我进行‘转化’，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在打我、骂我，不准许我说一句话，说话就挨骂，就是找我的茬，迫害我。

“劳教所里黑白颠倒，坏人管好人，警察指使刑事犯随意地迫害大法弟子，专门监视法轮功学员。我每天身心都处在痛苦的煎熬中，长达一年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身体麻木，胳膊不好使，经诊断我脑梗塞、脑萎缩，我本来身体非常健康，是这一年的迫害使我变成了这样，只为我要作个好人，经受这样长期没有人性的折磨。”

说话慢声细语的张致奎平静地叙述了他在长春市被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北京上访，因给北京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抓后，交给长春驻京办事处的公安，他们把我的双手双脚都绑起来，用木棍把手和脚串起，挂在两桌之间荡来荡去，棍断了我就跌在地上。

“对其他被抓的有的用皮带打，也有吊起来的，他们用白腊木棍打我的大腿，之后把我们送回长春的二道河子区公安分局。当时我们十几个人，进去后政保科长把我提起来，逼我把裤子脱下来，当时男、女都在场，政保科长用皮带抽我的头，头麻木，嗡嗡的响，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问我‘什么时候去北京？叫什么名字？’我被打晕了，感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了，他还继续打，然后用皮鞋先跺我的脚，再用皮鞋跟碾我脚指头前面，他一边碾一边用眼看着我的表情，我痛得大汗淋漓。打完我之后，又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

“把我送到铁北看守所后，管教向犯人示意，让犯人扒光我的衣服打我，一脚把我踢到厕所撞到墙上，我爬不起来，两盆冷水浇到我的身上，又用脚踢我，胳膊和腿都流血了，腿上有一个大口子，一个月之后把我放出来，什么手续都没有。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我去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叫来警察将我抓捕并交给了山东招远驻京办，他们路上把我的皮带抽下，让我提着裤子走，他们一边走一边打我，到了招远驻京办，又继续用皮带猛抽我。打了半晚上。到了第二天，把我送回招远，送到了招远市看守所，他们让犯人打我，后来犯人看我的活都抢着干了，犯人被感化不打我了。后来专门派来了个哑巴犯人打我。有一天，警察让我把头伸出铁门上的小洞，警察用脚踩着我的头，打我的脸，其他监室的大法弟子喊不许打人。

“后把我和妹妹送到辛庄镇公安分局（在七月二十日之后我全家人被抓），之后把我和我妹妹分别关在楼梯下面漆黑的小屋里。因小屋里矮，直不起身，只是每天晚上才让上一次厕所，每次关上十天，然后再送到招远看守所关一个月，就这样来回六次，我们兄妹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二〇〇〇年国庆节，我去长春文化广场打条幅被抓，因国家新闻媒体全部说谎，都不帮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警察梁处长和一些警察把我的上衣扒下，用我的衣服包住我的头，用手铐，把我的手铐在后面，从楼上把我拖下，架到车上。大约走了两小时，我感觉车出市区很远。到了目的地，我被架到一个屋子里，我头上的衣服取下后，我感到阴森森的，屋里有一个老虎凳。我知道是在山里，听到山风呜呜的。

“梁处长他们扒光我全身的衣服，把我按在老虎凳上，我的手被反绑在后背木棍的两端。在我胸部、大腿根部和小腿前各横插了一根铁棍，铁棍的两端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使我的身体紧紧地被控制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双脚被扣上铁环固定住。这时梁处长拿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尖刀，在他自己的裤腿上正、反擦了两下之后往桌子上一扔，恶狠狠地对我说：‘张致奎，我今天就是叫你死在这，今天我在这把你整死，扒个坑把你埋掉，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着。’

“说完，梁处长出去了。至少三个公安开始给电棍充电，还有两个警察抓住固定在我后背棍子上的双手从后面经过头顶绕到前面，只听到我的骨头喀嚓喀嚓不停地响，骨头已断开，这样反复多次，令人窒息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之后又用一只铁水桶扣到我头上，用罗纹钢棍猛砸水桶，猛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响声使我的头要炸开了。

“一长阵的痛楚之后，警察知道我们炼功人不喝酒，却用一瓶白酒从我嘴里灌进我的肚里；又猛吸一口烟后，用烟头烧我整个后背。疼痛难忍！使我昏迷过去。接着他们用凉水浇醒我，最后他们又点上蜡烛，用蜡烛烧我的后背，把我的肉烧焦后，再浇上蜡油。疼痛使我身体不停颤抖、跳动。我只听到老虎凳喀嚓喀嚓被我摇响。

“由于我身上已没有一块好皮肤，警察就开始电击我的小便处，把小便处给击穿了。紧接着拿起铁棍把我的小便头给砸碎了。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昏昏地醒来。

“经过一夜酷刑折磨，我的脸肿得比原来大了几倍，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因身体疼痛地扭动使铁环把脚腕处的皮和肉磨烂了，露出了骨头和筋。但他们看我醒来，又把我拖到屋外。

“屋外零下十多度，在我光着的身上浇上凉水，把我扔在屋外。他们进屋半小时后出来看我是否还活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我已经奄奄一息，被警察抬回到市局。市局里面有很多小屋，我看到每个小屋都有一个老虎凳，老虎凳上都是女大法弟子，很多都已昏死过去，都赤裸着下身，下身只搭着一件衣服。

“市局给招远打电话说：‘我们抓了一条你们想要的大鱼，恭喜你们。’最后把我送到铁北看守所。在铁北看守所继续折磨我，我开始绝食五天后，他们才停止。在看守所住了四十天，又把我送到朝阳区劳教所五大队，我继续绝食，有十几个大法弟子与我一起绝食。

“这一个五大队里就关押着五百名大法弟子，大队长见我们绝食，领着劳教犯来大打出手，那种打人的场面让人恐怖。最后把我们绝食的大法弟子带到一大队，一大队是该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最凶狠的。犯人许辉经常虐待大法弟子，有一名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是一名处级干部，由于不穿囚衣被打得奄奄一息，（许辉）还不罢手。

“由于我伤势严重，他们当时没有动我，当我身体稍微恢复一点，又开始折磨我，每天早晨三时起床，必须静悄悄的拿着衣服到走廊站着，每个大法弟子都有犯人承包，大法弟子之间不能讲话，如讲话就像发生了天大的事一样，被打翻在地，开始坐板，一上午都得仰着头，身子不许动。

“许辉和手下几个犯人每天吃早饭后，就换上硬底鞋，开始打我们。大法弟子一动，他们就下来往死里打。我萌生过死亡的念头，长期承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下午是这样，晚上是这样！深夜还是这样。

“当大法弟子睡着了，出一点声，就又要招来一顿毒打，整的大法弟子不敢睡。我晚上咳嗽不止，他们就整晚上打我，根本不让咳嗽。晚上不敢喝水，因为根本不让大法弟子上厕所。

“有一个大法弟子隋福涛二十几岁，在衣服里夹着师父的经文，被犯人用板子在身上砍了五十多板，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被打死了。

“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去了厕所，回来后许辉把我打了个半死，用脚踹我的肾，把肾踹挪位，我全身无法动弹很多天。

“我的大妹张淑琴被判刑十年，妹夫被判三年，九岁的小孩因父母修炼法轮功被‘六一〇’勒令学校开除。跟我往来的大法弟子中有八九个大法弟子都被活活打死了，比如王守慧、刘博扬、刘海波、刘承军、徐树香、王克飞、于丽新、邓世英。有些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名字已记不起来啦！真是惨绝人伦呢！

“我三十五岁的二妹张淑春，公安抓她时她从楼上跳下，摔断的肋骨穿进内脏，腿和胳膊全被摔断，当场昏死过去。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有人问是什么事？‘六一〇’的警察说：‘他们俩口子吵架闹离婚。’由于她是所谓的‘要犯’，被公安拖至公安医院准备抢救，结果医院认为没有必要强救，法轮功分子扔了算了，结果那些警察还真将她抛弃在野外，后被好心人救活后，公安现在又到处通缉她。”

王玉环，又一个在六年里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的女人。

“说来你们不一定信，在劳教所里，管教为了自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一个铺位二千元，一旦买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平躺，不用‘立刀鱼’式的受罪了。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了打我们的权利。

“大法弟子决不花二千元买一个铺位。买到一个铺位使用权一个月。买的犯人越多，大法弟子睡的位置就越少，越遭罪。二〇〇〇年八月，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在这里，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每天超负荷十八小时做出口国外的活；劳动之外还要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会被犯人打骂。

“六大队的管教孙明燕，为了转化我，骑在我头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一个多小时，头发焦了，脸和脖子都糊了。她把我打得脸、身上都是肿的。快到元旦时，我又被调到二大队，超强的劳动——抱电机，使我的肌肉拉伤。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我被释放时，手还端不起饭碗。‘六一〇’在释放我的时候还要了我二千块钱。

“二〇〇二年三月五日，因大法弟子插播电视真相片，中央‘六一〇’下令在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当时共抓了五千多个大法弟子，看守所每个号至少有五十多个人，号子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

“三月十一日，我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被关在南关区财神庙附近一个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一点三米高），直不起腰。三月十二日晚，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拷在我的后背，把一个帆布雨衣的袋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勒紧袋子的绳，使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困难。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紧勒全身，放在车后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的一个山里。

“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被折磨死。大法弟子刘海波就是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他肛门插进去一直电他的五脏……直到他当场被电死。刘海波是大学毕业生。

“绿园区医院大夫刘义，三十多岁，也被酷刑折磨死在这里。在这里因大刑被折磨死的大法弟子有二十三名，有不少名字我能叫上来。被打死的大法弟子就埋在那里挖的坑里。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大法弟子项敏被抬回来后告诉我，在这里，警察一边电她，一边侮辱她的阴部。这次长春大搜捕中被酷刑折磨死的有近三十名大法弟子。

“当我被警察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送到这个山里的魔窟，才停下了车，几个警察连拖带打让我跌跌撞撞不停地撞到树上。警察不停地骂着说，今天定要整死我。走了大约十多分钟，进了一个楼里，又上上下下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屋子，取下蒙我头的帆布雨衣袋子，警察说：‘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没有谁能走出这里！’

“我看到我是在一间大约六平方米大的小屋里——有个小桌子，放着三根带爪子的长电棍，还有一根绳子，一张床。床是给警察用的——打我们累了可以躺在床上骂我们。还有老虎凳。

“很多个警察在屋里开始做准备工作。只听山风在忽忽凄叫，紧接着几个警察把我推到老虎凳上，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上；我的手被戴上手铐，反绑在背后。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背，胸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地固定住；脚腕套上两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警察开始每隔五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

“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卡嚓脱臼的响声，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几乎昏厥，顿时汗水、泪水涌出。紧接着他们再狠命地按着我的头往胯处压，因胸和腹部被铁棍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来自警察的力量和固定我铁棍的力量，使我的脖子快断裂的感觉，胸部和腹部被铁棍顶得异常痛苦和疼痛，每过一秒钟我都感到即将窒息。

“他们还用绳子绑我脚腕上的铁环，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我脚腕被拉扯得钻心地痛。同时，其他警察用力把我的头往胯处按，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

“这样的大刑每五分钟重复一次。汗水、泪水和从伤口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昏死过去，他们一次次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我真的不想承受这漫漫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枪打死我。

“在对我四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又用铁桶套在奄奄一息的我的头上，七个警察每人抽三支烟，往桶里喷了一个多小时烟，我被呛得昏迷了一阵阵。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我，我没有完全清醒，他们又猛抽一口烟，用烟头扒开我的眼烤，烤痛了，我挣扎着动一下。这样折腾够了，又用拳头打我的头、脸——鼻子、牙都被打出血了。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两颗。我的脸肿起来了，变成了紫黑色。

“他们还用细竹棍往我两耳里扎，扎得我的耳朵半个月什么也听不到。对我大刑到后半夜两点钟，他们累得睡着了。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七天中我被送去魔窟上大刑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后两次都是半夜，每次都是由七八个警察直接进号里强行架走我。每次我都是奄奄一息地被送回来。其中一次，警察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被折磨得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给我穿了很厚的毛衣裤，鲜血很快渗透了衣裤，警察又给加了一层更厚的毛衣裤，但渗透出来的鲜血还是把毛衣裤湿透了。

“那时恐怖和对功友的担心使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凡上了‘六一〇’黑名单的人天天被所谓的‘提审’：每次都被五花大绑，头上被套上帆布套，双手被反绑在后面，放在汽车的后车箱，在山路上转来转去，后送去山里的魔窟上大刑迫害。

“我被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第三看守所被欺骗才收下我，第二天送省医院和军大三院检查，说我全身没有合格的地方。下午我和郭帅帅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受迫害。一进医院就把我和她绑在床上，给我打一种不明药物。到今天我的双腿都是麻木的，掐一下没有感觉，脚长期冰凉。

“在这里，郭帅帅被强制灌食两个多月，管子天天插着，郭帅帅极其痛苦。大法弟子姜勇和我们一起进来这里，到六七月份，他被迫害致死。姜勇被打了一种无名针，天天被抽去一大管子血，使姜勇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在野蛮灌食下姜勇死亡。

“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折磨致死的过程，触目惊心！郭帅帅感到灌食太痛苦就把一米半的胶皮管全吞下去，肚子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狱医怕郭帅帅出去有证据，便更加残酷的整郭帅帅。

“警察和男犯天天看着郭帅帅和我一丝不挂的裸体，还把迫害过郭帅帅的手段用在我身上。其中一个狱医，还用手向郭帅帅的小便处掏，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个小杓，肚子更加疼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狱医用刀划开郭帅帅的肚子取出（东西），从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完肚后缝上，就把生命垂危的郭帅帅送回家，导致郭帅帅身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和我一起住进监狱医院的赵小琴，是‘六一〇’刑警把她打昏后从楼上扔下——她至今不能说话、痴呆，脑袋上有碗那么大的包，左胳膊断了——扔下楼后，又送赵小琴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

“在医院里，狱医给断胳膊的赵小琴打了石膏，一个夏天只打一次石膏，致使赵小琴的胳膊烂至生蛆，痴呆的赵小琴只是傻傻的笑和哭。我亲眼看到了那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扒得一丝不挂，大字型绑在什么都不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光着身子被绑了二十六天，受尽了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

“由于我不转化，他们决定送我回第三看守所，结果三所说我随时可能死亡就不收，他们气急败坏打我、踢我，把我吊在三所的铁门上五六个小时，后警察再次把我送回监狱医院迫害。

“回到医院我仍绝食，有五十天。狱医用刀把我的静脉切开，把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后系上绳，另外一头埋上针，血不停的流出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血。狱医和警察已习惯了到处都是血的环境。

“我的腿肿得老粗老粗，脚开始坏死，狱医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每天要打十多瓶不知名的液体，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尿液里，痛苦难耐。打奶液时，因绝食，血管已干瘪不通，外科主任把输液管在手中摇几下硬挤进血管，痛得我多次昏厥。”

长春市法轮功修炼者杨光的境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我在一封知情者写给我的信中摘出以下一段，我们诚恳的向您反映一个真实情况：

“杨光，吉林省长春市人，因修炼法轮功，二〇〇〇年一月被非法抓捕，直到二〇〇二年三月间，受到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梁处长及其手下十几个人十几次的酷刑摧残逼供，电棍电、老虎凳、约束衣、上大挂、塑料袋蒙头窒息、强行灌酒等等。有时审讯三十至四十小时。左耳被打聋，当时右腿被打折，致使股骨头坏死。后被非法判刑十五年。杨光当时是被抬进吉林监狱的，关押在吉林监狱老残监狱区。杨光现腿残疾，脚趾溃烂后变形，手臂失去功能，胸积水，肾衰竭，下身瘫痪，随时有生命危险。

“杨光被关在吉林监狱的‘裸体区’后，下身常年被禁止穿裤子，赤身裸体。由于下身瘫痪，为了大小便方便，犯人给他‘特制’了一个简易的小车。小车四周是铁管焊成的，周围是木板，臀部坐的地方是一个圆洞，下面是四个小轮。每当杨光大小便时，犯人就推着这个特制的小车，把他送到厕所里自己方便，就没人管了。因车的四周都是木板，杨光的手又不好使，根本够不着臀部，所以每次大便后，也不能擦，终年生活在充满异味、肮脏无比的屎尿中。他和监狱的精神病犯人、被打残的刑事犯人、生活失去自理能力的犯人，在冬冷夏热、终年不见阳光的裸体区内度日如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睡觉的地方不足六十厘米，伙食极差，菜里根本没有油。洗澡时，把他扔在水房，用水管子猛冲全身，用带钉子的拖布擦身，还美其名曰‘美容洗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吉林监狱还逼迫杨光‘转化’，杨光仍不放弃信仰，被关‘小号’受迫害，致使生命垂危。才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转移到长春铁北监狱特殊监区，不给任何治疗，每月还要家属交一千多元的床费。

“杨光家只有一位八十六岁的老母，至今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迫害成了这个样子，见到人就凄惨地问：‘小光是个好人啊，他到底在哪里？我要见儿子！’杨光的妻子被迫与之离婚，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杨光承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现杨光的亲属要求释放杨光，被吉林监狱和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以种种借口推开。”

大连的常学霞是位非常文静的姑娘，她低着头向我们讲述了她被劳教时被迫害经历：

“第一次被抓是因上访，送到大连的戒毒所，关了三十九天后释放，什么手续都没有。二〇〇三年一月，他们对我再次进行强制转化，把我关到小号里，小号里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大约十几平方，里面有铁笼子，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长万雅琳，指使刑事犯几个人把我关在铁笼里，把我的手吊起来，脚刚点地，万雅琳对刑事犯说：‘给我一齐上，好好收拾她。’刑事犯蜂涌而上，拳打脚踢，不分头、脚，我被打得昏死过去，昏死之后他们把我放下，然后脚踩着脸、踩着手用劲碾，还说，看她是不是装的。当我醒来后，左胳膊已经不能动啦，胳膊已被踩脱臼。

“不折磨我的犯人，管教万雅林就调走他们，而且给他们加刑期。后来我又再次被吊起来，（他们）把师父像放在我内裤里，往我脸上写一些骂师父、骂大法的话，用木板打我——出来一年后还能看到当时被打伤的青紫色还没褪去。后来我还不转化，就把我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几个刑事犯人开始用手掐我的乳头，揪阴毛，嘴里不断地说下流的话，后来看我还不转化，就拿那用来刷水槽的刷子，然后，往我阴道里捅，下面放一盆水，捅一会看看刷子上有没有血滴在盆里，看没出血又换成大的鞋刷子疯狂捅我的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答应在劳教期间不再炼功。

“在教养院我受到的迫害还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叫王丽君的女大法弟子，曾经三次在小号里受刑，刑事犯用系上扣的绳子在她的下身阴部来回的使劲拉，整个阴部都肿起来，刑事犯在大队长的指使下，折断拖把后用带刺的一头往阴道里捅，导致大出血，后整个小腹和阴部都肿起来，像放了一个球一样，裤子提不上，上厕所蹲不下，排不出尿，两个月后还不敢坐，腿也瘸了。另外我还看到有一个未婚女孩也被用了这种酷刑。后来出来的法轮大法弟子还讲，管教把捉来的毒虫放在大法弟子身上咬。”

“我叫魏纯（隐去真名），今年三十五岁，住大连，一九九八年我开始炼法轮功，由于法轮大法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所以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很大的改善，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一九九九年七月，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对法轮功的诬蔑和造谣全面展开，我不能无视这种对人类最基本道德的践踏，二〇〇〇年三月我到北京上访，想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当我上火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我，让我骂一句李洪志先生的话，我拒绝了，于是我被扣下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只要是去北京的人，无论是搭火车还是汽车，都必须骂一句李先生或法轮大法的话，否则不准上车。

“我被带到了大连戒毒所，拘留了七天后，被释放，回到单位，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上午在厂区打扫卫生，下午思过，最后改变信仰，写揭批法轮功的资料，我拒绝了，一个月后我被迫辞职。二〇〇〇年四月我又找到一份工作，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五日，大连公安一处的陈欣等到单位强行把我带走，五天五夜不让睡觉，我的手被反铐，（公安）把烟点着，强行插进我的鼻孔，同时把我的嘴里也塞满烟。有一次一个警察走进来，拿一根铁棍，击我头部，后来我被送进大连看守所，判劳动教养两年。

“五月十八日，我被送进大连教养院五大队。六月四日，我和刘永来、曲飞、黄文忠被带到四楼，逼我们骂李老师、骂法轮功、骂法轮大法。如果不骂，就对我们进行电刑；如果骂，就下去写‘三书’（揭批书、反省书、保证书）。

“首先我和刘永来面对面坐着，全身衣服被扒光。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铐在一起，两个人的身后各有六根电棍，分别从（我们）头上、后背、大腿、阴部、两肋、脖子进行电击，我俩咬紧牙，不停扭动身体，躲避电击，以至手铐越来越紧，最后勒进肉里，碰到骨头，钻心地疼，流了很多血。

“这种电击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又把我们分开，把刘永来双手反铐住，匍匐在草垫子上，再来两把椅子压在他身上，上面坐两个犯人，周围六个犯人提着刚充完电的电棍在他后背、臀部、脖子、腿肚子、脚心、阴部进行反复电击，甚至把阴部扯出来单独电击。

“我则被绑在一个椅子上，这个椅子的两个椅子腿被绑上两根电棍，然后把我的腿绑上。椅子靠背绑上三根电棍，然后用绳子把我紧紧绑在靠背上。头上，有一个犯人提着一根电棍。六根电棍一起放电，我当时全身痉挛，生不如死，绝望的惨叫声充斥整个楼。二楼、三楼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据说他们当时听到我的惨叫时都哭了。

“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和刘永来调换位置，他去坐电椅。我来到了草垫子上，六根电棍同时（对我）放电，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但是，就是死，我也不愿背叛我的信仰，违背良心骂师父和大法。于是，我开始用头撞击地面，以求撞昏，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同时放电，都犹如万箭同时穿心，我觉得自己死过多回。

“没电又换来新的电棍，电击强度越来越强，我开始变得恐惧，最后我屈服了。一会儿刘永来也承受不住，屈服了。带领犯人对我们实行电击的警察是：乔伟、朱凤山、景殿科等，犯人我都不记得了。

“后来得知：黄文忠当时被电击，满脸是血；曲飞脸被板鞋打得肿得像个馒头。下来后，我们写了保证书。回到班里之后，从此每天都要写三句话，内容是骂李老师、骂大法、骂法轮功，写满一张纸。同时每天还要喊三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扼杀灵魂，它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摧残。

“如果反抗和拒绝，就会被带到四楼进行电击，时间长度不等，直到屈服。后来三班一位姓李的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选择了上吊自杀。被救下。那时候的每一天我都不想活，太屈辱，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电击，我怕自己承受不住，可我不能在这做着罪恶的事情。有一次我和刘永来交流：如果有学员敢于献出生命，他们就不敢这样迫害我们了。他说，为了大家他想先走一步。有一次到户外打扫卫生，刘永来从楼后的台阶走上了三楼，从三楼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

“不久，很多法轮功学员写了声明，声明在强制迫害下所写、所说的一切违背良知、违背事实的话作废，并且坚定维护信仰和真理。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写了声明的学员聚到一个班，强制劳动——早五点起床，干到晚上十一点。同时，他们九个学员被送到关山教养院。进行新一轮迫害！

“我意识到不能再配合他们的迫害，于是我开始不穿囚服、不走步、不唱歌、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马上，我们班全部绝食抗议迫害。后来我们被分开，我被分到三大队，在三大队我继续绝食。一个检察长和我谈话时，问我为什么要绝食，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没有人敢接受我的诉讼，到处都是江泽民的法官、法院，没有人敢替我们说话，我只能用我的生命进行抗议，抗议对我本人的迫害，抗议江泽民和政府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有儿子，当将来我儿子问我在那场最严厉的对正义的迫害中，你做了什么，我不想告诉他：我屈服了。我想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

“在我绝食的第十五天，他们怕我死在教养院，（十月二十四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我。”

我们窒息般地听取了一个个在这场迫害中死里逃生（有的是多次死里逃生）的受害同胞口述真相过程，其情其景，纵使魔鬼亦会为之动容——旷古、旷世的血腥场面；凶残的人性、惨绝人寰的折磨手段。

面对一个个平静述说他（她）们被野蛮迫害过程的同胞，我们不禁要质问：那些头顶国徽，身着制服的人，在六年里，在近六十年里，你们究竟见证并掩盖了多少起这样的灭绝人性的真实？我们的制度，为什么竟能培育出这样一群人，对居住在自己周围的同胞如此凶残、如此缺乏人情、缺乏道德的公职人员！

那些同胞（同样具有父母、妻儿、子女、兄弟姊妹）的悲惨经历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一群具有公职身份者，长期地，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地罔顾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持续地以完全远离人类道德及人性的方式，干着几乎是彻底摧毁人性、摧毁基本道德、摧毁人类善良及良知的肮脏勾当。

含胡、温二位在内的所有同胞必须承认（至少，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制度在持续地，以积极的行为制造着这种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存在，同时，它又持续地昭示着我们的制度“彻底不道德性”。

胡、温及全体中国同胞！是到了我们民族成员全体必须反思的时候啦！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有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着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

今天，这种仍在继续着的、和平的灾难，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以十万计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剥夺自由期间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会难以置信的对肉体的摧残过程和对精神的野蛮杀戮煎熬。

这场完全丧失人的理性的迫害过程，还使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一亿多个家庭数亿人遭受了传讯和恐吓；被剥夺就业资格、工作机会、收入、被抢劫财产等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这是多么愚蠢、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

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这个制度怎么需要这样的价值呢！我们还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条件拒绝反思呢？

我的律师事务所及全家正在经历的严酷事态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坚持说出真相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国家以持续、公开的恐怖手法警告人们：欲了解真相、说出真相是十分危险的。

在制度文明国家里，对一个掌握着政权资源的集团而言，真相就在它的手中。对真相的价值取舍态度，不仅仅是衡量一个政权的文明程度及有无道德基础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政府获取真相的能力则完全不同。我痛心地看到，与这个体制同时伴生且已完全臻于成熟的则是它掩盖真实的机制，使得体制本身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因为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道德条件，这样的条件已被这个体制所完全灭绝。

诸如：王玉环等被劳教者在劳教所所亲眼目睹的、一次次的、上级领导来劳教所检查工作时，所有的劳教所铁定的规律是：将仍有类王玉环般可能讲真相者集中关押在一个领导找不到的处所。其时，还有必要做上一顿被关押者想都不敢想的饭菜。

规律每每是：来参观检查的领导心里揣着他们亲眼“看到”“听到”的真实而去。当检查者离去的铁门被关上时，铁门的背后，针对那群无辜同胞的罪恶又迅速复展活力。而事实表明，这是检查者与被检查者配合较为默契的一套骗术——各自心知肚明且心照不宣，旨在给被迫害者一种印象——这里发生的事是瞒着上级的罪恶，也使得被“瞒着”的上级，为逃避不久即将到来的历史审判，留下可能！

既然政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民间的真相调查行为就完全具有了正当性及必要性，因为真相的价值事涉我们民族的前途问题，与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个体休戚相关。

我们有权利了解：这个制度的权力是如何和我们人民发生着关系！我们有权利知道，这场始于六年前的镇压是怎么发生的！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决定！六年来，国家在执行这种决定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六年里，被非法关押在高墙后面的我们的无辜同胞到底有多少？在那高墙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仍在发生着什么？

澄清这些问题，是人民针对国家的最低道德要求。

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和政府对真相的继续掩盖、隐瞒已完全没有了价值。这不再仅仅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那些见证了真相发生过程者终究是要走入社会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走在人民中间，已经是在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讲述着那已发生了的真相。因为谁都知道，在那高墙的里面与被迫害者打交道的是只有你政府，那里被高墙隔断的罪恶真相，被一个个有幸能活着走出那里的同胞不断地陈述着。掩盖真相的价值只能加深相互之间的心理隔阂！

中国的政府，你们必须有自己是政府的心态，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可能从政府的角度，以政府的心态和政府可有的逻辑思路去面对灾难性的现实问题，才不致发生像“六四屠杀”虐杀自由信仰者、镇压法轮功运动及新近在广州枪杀手无寸铁同胞这样的冷血事件！

但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时常面对这样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类似这样莫名其妙地针对无辜人民的罪恶屡屡发生，且面对灾难中人民绝望的呻吟、呼喊永远是无赖般的沉寂或张牙舞爪施以流氓打压手段。

在这里，作为一个不断纳着税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国的政府回答一个公民的质问：你们承不承认这个制度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已没有了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何以应对？今天控制着这个政权的这些同胞们，你们承不承认这些问题已到了我们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时候啦？

当这样的问题实在已发生时，你们应向全民族明确（或者你们有没有道德和勇气向全民族保证）说：这样的罪恶会立即停止，并且永远不再发生？你们将何以保证它不再发生？

要知道，人民仅仅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这实在是人世间最奇特的政府！

我们的调查证明：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真实（真相）完全表明，承担具体“转化”任务者面对几乎个个都是“顽固不化”的信仰者时完全变得丧失了人性而对被转化者丧心病狂至无恶不施。

而整个体制面对持续了六年疯狂镇压的彻底失败而表现出接近绝望般的疯狂及完全绝望前的最后失态。最近发生在河北涿州市的员警何雪健当着同事的面强奸法轮功女弟子的恶劣事件即是最鲜活的例证。

几次的调查，我发现：由于变态的镇压需求，致员警可以以任何变态的犯罪手法以达到“转化”目的，对信仰者远离人性的迫害过程产生了这个制度的“正果”，即是中国的员警完全彻底的流氓化，他们不再有任何法律和职业正义意识，视鱼肉人民为当然的工作职责。

在他们主导的高墙内，一根黄瓜可以卖到二十五元，一只烧鸡可以卖几百元，牢房里本属公共资源的睡觉铺位，在人民警察那里也成了可出售的商品，每个铺位每月售价高达二千元，许多没有钱的被劳教者夜间持续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中国员警不仅没有了道德，连普通人应有的廉耻也难寻（荡然无存）！

在我们这次真相调查中，另一个我们社会中令人不耻的“罪恶源”即是在半个多世纪里，给我们民族造成历数不尽的灾难的劳教制度。劳教制度，作为中国国务院赤裸裸地侮辱和粗暴践踏国家宪法原则的丑行，在中国国家有宪法的日子里一直被坚持着。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的国务院这样，完全不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当回事。劳教制度从这个国家有宪法之日起（即使国家宪法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已表明中国政府的无法无天及所谓依法治国的骗局。对于剥夺公民自由的宪法原则及程式，不仅仅是中国的宪法原则，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都有明确排除国务院可制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法规资格的可能性原则。即上述法律颁布后，劳教制度被中国国务院继续恶劣持有，其作为一个持续的、无处不在的、最为恶劣的、践踏宪法的坏榜样，不仅仅成了非法剥夺公民宪法、法律权益的野蛮道具。其根本上，是中国国家走向法治的最为反动的制度弊端。

劳教制度，是中国宪法、基本法律原则及中国人民追求法治明天的最大敌人。我们这次的调查不仅表明，劳教制度对中国依法治国价值的反动，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非法剥夺公民法律权益方面被彻底滥用的超乎常人想像的随意性、广泛性，及它在基层政府那里完成打压人民基本权利方面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王玉环老人、孙淑香女士，六年里均被抓捕九次，办理劳教手续还比不上幼稚园里孩子的游戏那么当回事！实实让人看到我们权力的被肮脏滥用和完全的不道德！今天，是到了一个必须向我们民族有一个总的交待的时候啦！

我须特别强调：这样的罪恶一日不停止，类高智晟般的我们的民族的拷问即不会止灭，中国社会的稳定及和谐之日即不会到来，国家和多灾多难的人民一样将永无宁日。人民对凶残、无知的滥权者昼夜不停的心灵抛弃及已丧失耐心的和平反抗风暴，正在不断地撼动着人们已习惯了几十年的国家的存在基础，岂容任何人小觑！

持续地与那些信仰意志坚如磐石的同胞打交道的经历，我们真确看到了今日我们民族中最为有价值的存在，那群一个个微笑着，用平和的语气讲述令人惊魂动魄的被迫害过程者，常常感动得我热泪汩汩。

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中为了保全心灵中美好价值而不屈和不死的精神，六年磨难中成就了一大批具有无与伦比高贵人格者的群体，他们对信仰的执著，对野蛮打压的蔑视及对我们民族美好未来的乐观、向上心态无不至令人仰视的境界。

调查中我们发现另一个绝对的规律是，每一个走出关押场所的法轮功学员，无论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长短，在被关押期间说了些或做了些什么，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对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最典型的，如曾被关押多次的辽宁阜新市韩大姐，几年的野蛮关押解除后，所在派出所所长来找她谈话，让她保证不再修炼，她语气平静却坚定地告诉代表人民政府的人民警察：“再抓我一百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解除了非法关押后回到家，我的家人，我的周围通过我不停的讲真相，又有三十多人加入了修炼者的行列！”

这次持续与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接触，我发现了另一个使人欣喜的真相是，较一个时期以来，与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性、良知、道德、仁爱及责任方面颓废的现状相比，这些修炼者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整个心灵、精神和道德方面，完全是从旧民族中脱胎换骨的新群体，给人全新的影响！让人感到一种信仰对人心灵世界改造的强大功能，确实让我看到了拯救我们民族颓废现状的真正希望及现实出路。

在与这些修炼者的接触过程中，他们面对这场空前惨烈灾难回述时规律性的平静心态，对迫害者的宽容襟怀及对我们民族美好明天的乐观心态使人持久震撼不已。他们淡薄名利，对因野蛮迫害而持续处于生存危势的困难者、或父母被非法关押及被致死者、或已完全丧失抚养能力者的孩子及无以赡养的老人，那一个个持续悄声无息的济助及耐心，令常人难以想像，更不用说理解。

信仰对人心灵及道德的快速改变令常人难以置信。最明显的，如：今年三十三岁的朱晓光告诉我，他刚到监狱，犯人之间的野蛮及冷血以待成了那里的单一人际关系生态，每个人都想以凶残及心狠手辣来驯服身边的其他犯人，没有任何人自愿被驯服，更没想要自我驯服。后来是法轮功修炼者神奇地涤荡了他们的灵魂及心理，用他的话是：“我是彻底地通过心灵改造驯服了我自己。”

后来他们那里又有一百人开始修炼法轮功，以至过去每有新犯人到即必遇“杀威棒”的遇境变成了对新来者施以关怀的援手，竟至把很多新犯人惊得目瞪口呆。

原公主岭监狱员警张林的经历更让人刮目相看。他告诉我，修炼法轮功使他变成了那座庞大监狱里唯一不再虐待犯人和不再收犯人钱财的员警。他说他决心不再虐待犯人，尤其是不再收取钱财后的一年里，他始终和自己进行着斗争。尤其是自己缺钱，刚巧又遇到别人送钱时，及看到别的同事照旧收钱时，心理矛盾极了！

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的修炼，彻底改造了他的心灵！

后来，他管的六十多名犯人（对他）感激不已，以致希望中国的员警都去修炼。犯人们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员警会变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员警。

最后，他却被非法劳教及开除，离开员警队伍。

但我们痛心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公开的政治压力加利诱，摧毁了员警最后一丝善良本性，人性恶的一面迅速发酵膨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线不再被顾及，员警实际上也是这次丧失人性的疯狂运动的受害者。

“文革”后，我们民族得以稍许复苏的人性、道德、良知、正义、仁爱等基本价值理念，再一次被彻底摧毁。国家公职人员的正气、正义及先进性只成了官控媒体中取之不尽令人民唾骂的谎言！而灭绝正气、正义、良知及道德，却成了公职者的职责，被要求提至“讲政治”的高度去执行。

信仰和道德是一个民族保持持久及向上的生命力最重要之保证。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另一方面即是：他们会什么都相信，同时，他们又会什么都不信。

我们民族中几十年来最缺乏的，即是我们缺乏保守及滋育我们民族道德价值的信仰根基，这是我们民族几十年来持续动荡的乱源。改造我们民族长远的问题即是宣导并保护人民的自由信仰，通过改变人心来改变了的世界才是有希望的世界。

我们的政府过去六年里所做的，即是以野蛮的血腥暴力来阻挠我们民族向这样的希望迈进。仅有群体的反思是不够的。在这封公开信中，我们还是要向政府提出一些必须的要求，那就是立即停止针对自由信仰者的血腥镇压，立即释放杨光，立即释放所有的被关押者，赔偿他们的损失！

但我们却不会提出给法轮功信仰者平反的要求，因为在那些信仰者心目中，在我们民族尚有良知的成员心里，人们从来就没有说过这个信仰团体是“反”的概念。让凶残折磨了一个民族半个世纪者再玩出平反的把戏，一方面，平反者根本不再有这种道德和道义资格，另一方面，这本身即是对被折磨者的一种侮辱！

现政权的残暴、愚蠢及无法无天的时间与它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在此我特别正告那些至今不思悔改的、仍迷信暴力者，绝不允许再发生对说出真相者的野蛮迫害恶举，停止一切针对这个民族的伤害行为，这是你们的最后出路！

最后，我想敬告胡锦涛、温家宝两位同胞：

我们必须以勇气和道德承认，这部凶残折磨了我们民族半世纪的政权机器，它的每个部位都沾满了善良人民的血和泪水；必须以勇气和道德承认，在几千年里，一直被专制、独裁、暴政裹胁着的中国民族的悲惨命运，今日仍看不到尽头地延续着；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一个机制性的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民意政权从未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存在过；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我们民族，我们的人民具有追求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及人权的民本政权的权利；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我们民族对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热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炽烈；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在今日的中国，任何力量企图继续阻挠人民对上述权利价值的追求都必将遭致迅速失败的下场。

恕我直言，我们无法否认，所有的血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的记忆所记录。最后我想敬告胡、温二位，只有我们的心里真正装着那些灾难中同胞的安全，我们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只有两位真正关心起我们民族的前途，两位才会像这个民族一样具有了美好的前程！

祝胡锦涛 温家宝二位同胞在即至的新年里平安！健康！

祝我的全体中国同胞在新的一年里能获得生存的新天地！

愿神保佑中国人民！

你们的同胞：高智晟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吉林省长春市◇ @

选自《神与我们并肩作战》／博大出版http://broadpressinc.com/

责任编辑：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