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2月11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高杉编译）英文《大纪元时报》资深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近日在“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中，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教授亚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中文名林蔚）进行了专访。全文翻译如下：
在采访前，杨杰凯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在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林蔚看来，香港的特殊地位很可能会被永久终结？
在过去五十年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前美国领导人在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哪些关键性错误？
为什么林蔚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正进入解体阶段？这种情况与前苏联的解体情况有何相似之处？
今天，我们和历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坐在一起。他是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Congressional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创始成员，也是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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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杨杰凯：亚瑟，我在多年前读过你的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文章谈到了当时的苏联局势到底会如何，以及美国和其它的许多知识精英当时是如何根本无法想像会有一个没有了苏联共产主义强权的世界，以及这样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但是在那篇文章中，你提到，实际上有些人在当时已经明确地说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是某些持不同政见的团体等等。我发现这一点非常吸引人。现在是不是也存在着像当年一样的“盲区”？
林蔚：是的，我认为，人们都有从众心理。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你在一个群体中，你比群体中的其他人看得更远，比如说，能够多看到5% ，甚至多看到10% ，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天才和先知。但是，如果你能比他们多看到50%或者100%以上，他们就会一直把你看作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
在我当年准备的时候，我差点就成为了哈佛大学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博士。我的意思是，我几乎学习了所有的必须课程，比如俄语等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但我很快发现，如果你想了解真实的苏联，你就必须避免与任何同政府有关的人士接触。
我了解苏联的方式是通过了解苏联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阅读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作品等等，并认真对待这些作品。当然，波兰人都知道，有一位波兰大使，他当时写了一本书，但没有能够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到底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有一本俄罗斯的书，叫《苏联能活到1988年吗？》（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till 1988），书名好像是这个，有人提到过它。但这些观点都只能存在于所谓的“主流观点”范围之外。所以当我回到大学后，我尝试了这个研究方法。
我发现，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共的美国教授，举个例子，比如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他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不久前刚刚去世，他也是我的导师之一。他是你能够找到的最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他写了一本名为《旧政权统治下的俄罗斯》（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的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现在，如果你写了这样一本名为《旧政权统治下的俄罗斯》的书，那很有可能会有机会再写一本姊妹篇，名为《新政权统治下的俄罗斯》（Russia Under The New Regime）。
但是那些他所讨厌的俄罗斯人在他把书写完之前就推翻了苏共。我的意思是，派普斯有着一个亮丽的职业生涯履历，但最终，他只写了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和其它东西的书。像我经常说的，即使是像理查德‧派普斯这样坚定的反共人士，也无法想像到，历史的篇章会翻到那个没有了苏联的、美好的一页。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当苏共的红旗落下的时候，在1991年的圣诞节或者说是西方的1991年的圣诞节，当时就是一个冲击波，对整个知识界和教授界、所有聪明的编辑和其他人，以及苏联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政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因为如果没有了国家主体，那么政党就会大幅度地失去影响力。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想像力的失败。因为如果你研究历史，那么有一件事就会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历史的任何时刻，事情都有可能向许多方向发展。
我应该感谢美国海军，因为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研究过战争。在能够使失败者取得了胜利或者获胜者出现失败之前，我们都不会认为已经完成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不是去改变双方的战略物资数量，而只是用选择不同的战略方法来改变最终结果。这使我能够反向思考，并能够意识到你很多此前不理解的东西。
这（反向思考）就像一辆汽车，我的意思是，过去美国青少年经常会把汽车拆开，然后再把它们重新组装在一起，之后他们就明白了，哦，原来，驱动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车上的香烟点火器就是可以被忽略的，就好像诸如此类的事情。没有人，或者说，很少有人在对待历史时，也采取这种态度，我们的人民必须学会，不要总去寻求单一的共识结论。
如果你读过，你会发现他们解密了所有关于中共的报告，不是秘密报告，而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一般性报告。这些报告完全是毫无价值的。我的意思是，它们什么都不肯定，也什么都不否认，基本都是这样。之后就有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令我惊讶的是，仍然有一些人，尤其是商界人士，但也有一些学者，像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译者注：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等等，还有其他学者，还有美国兰普森公司的那些教授，他们就是没有搞明白，或者说，他们的薪水实在太高了。我的意思是，在华盛顿，他们会拿沙特的401K养老金计划和中国的401K养老金计划开玩笑。
我曾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工作，他们有一个中国工作小组（China Task Force），我也在其中。有一次，我去了豪华的会议室，先进程度超越了当时的科技水平。我坐下来，旁边的座位上面写着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先生（Mr. Maurice Hank Greenberg）。我想，我知道这些家伙都是谁了。我的意思是，他是在领薪水的。然后我环顾了一下整个会议室，我看了看所有的人，然后我说，“天哪，难道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不拿工资的人吗？”
我的导师，已故的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译者注：第四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89年5月8日-1991年5月10日。出版了回忆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一书。于81岁高龄去世。）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情局特工，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接受教育，毕业后进入了耶鲁大学成为第52届学生，后来加入了中央情报局（CIA）。当然，没人告诉我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但是，我和他一起喝了那么多杯咖啡，相当于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对我说，听着，亚瑟，他们只想利用我的名声，所以我不会去那么做，但是你可以去，但是你要写一些不同意见。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写这些不同意见是多么的复杂。我的意思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只把它当作是来自美国的某种通信沟通方式，而事实上，它只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
我还曾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它负责审查中央情报局中国站的工作。我们基本上是能够看到任何我们想看的东西和所有其它的东西。
我们写了一份有着不同意见、相当负面的报告，但它被彻底压下来了。而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份报告是正确的。我一直记得，它就像是烙在我的脑海里一样，李洁明曾说过的，因为他是中共天安门事件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他对我说：“亚瑟，你必须记住，现在的中情局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组织，它已经无法履行它的职能。但同时，他们却是最好的华盛顿地盘的争夺者。也就是说，它总是能够获得想要的预算。”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植于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大学中的，是一种基辛格式的关于中共的幻想，一种认为事情本应按照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去发展的信念。他们仍然……他们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当然这不是非常灾难性的，但仍然是一种惊人的失败和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失败。
我的意思是，当尼克松在中国的时候，他认为中共除了听话什么也不会做。但后来我们知道，中共当时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设计导弹来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杀死美国人。他们不想去相信这一点，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能的结果，但这恰恰就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局面。
我认为，中国将会发生巨变，她将再次令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将再次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尽管如此，我还是祈祷中国人能自己解决（中共）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好几次都很好地理顺了自己的问题。
但无疑，（美国当年）选择毛泽东是一个大错误。如果你读过对毛泽东的采访，比如著名的路透社在1945年对他的采访。这个采访无法在他的中文版文集中找到，但是在日文版文集中能够找到，因为日本人（办事）非常细致。
当他被要求描述他心中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回答说，它将会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政党都会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所有的官员都是被选举出来的，我们会有多层选举，无记名投票等等。她将会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等等。他是以书面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回答看起来很有权威性。
因此，像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这样聪明的人离开中国时，他都觉得毛泽东是一位民主人士。而他认为无法与蒋介石相处的原因，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是个独裁者。
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37年通过一个复杂的中国歇后语，就已经向埃德加‧斯诺发出了信号。我不想就此多说，但基本上，他所说的就是，我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这是一个由八个字组成的中文短语，就是你只要说前四个字，然后其他人就能够得出后面四个字的“歇后语”。但如果你是美国人，……
杨杰凯：你是无法理解他的……。
林蔚：对，你是无法理解他的。但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民主改革者的毛泽东，他的统治却完全是——这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我们估计，中国共产党政权可能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的情况下至少造成了7000万中国人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的死亡人数才有5500万。
现在雅克夫列夫也得出估计数字，在同样的情况下，苏共统治下的苏联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是7000万。这个数字实在太可怕、太大了，所以人们会说，我们简直没法想像。
杨杰凯：亚瑟，你怎么看，根据你所知道的一切，现在和香港目前的情况，你认为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
林蔚：我们之前提到过赫伯特，已故的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定律，即如果某种事物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它就会停止。而中共现有的体制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根据斯坦定律，就意味着它将在某一时刻停止。如何停止，什么时候停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知道。而中国现在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祈祷，习近平能够带来一个积极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杨杰凯：亚瑟‧沃尔德伦，很高兴能跟您交谈。
林蔚：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
（全文完）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