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进京候选部曹(各部司官),碰巧与程勋著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程子都只是稚龄年纪而已。
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守,六十几岁了仍是无子,衙署中惟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刘倍感凄怆唏嘘,因此得了疾病。临终时告诉女儿说:“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定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应当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就扶柩归葬返家。
程勋著自从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就物故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赴山西发展,听说岳父病卒,于是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哪去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还是门扉紧闭。”
程允元寻思,自己一身寒酸,行李萧条,走了数千里路,衣裘破败、资金残缺,途中大半遭逢旅店主人的白眼;倘若再踟蹰于穷途,势必会困苦潦倒……正左右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赀装备,因此才得以辗转南归。
话说刘登庸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代人缝纫,依靠针黹工作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于门。可她实告他们,她早已罗敷有夫,那些人根本不信。
刘女有个姑母在津门“接引庵”出家为尼,为了躲避说媒,刘女就偷偷潜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匿迹销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削发、剃度改变原本的容貌一事,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
由于这种情况,刘女更是深藏于密室,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允元一面,就死而无憾。虽是三尺孩童,也得不到与她见面的机会。
而程允元自落拓归家以后,每日生计益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程允元神情郁闷、愀然不乐答道:“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之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诗经》曰:‘不思旧姻,求尔新特。’(不念旧婚约,再另找新妇)我是不以为然的。”
于是程允元一人独处几乎达三十年。年近五十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
乾隆丁酉四月,舟船停靠于津门,程允元与一位旗丁(船上职位名称)登岸进入茶肆喝茶。恰巧有数人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聆听,得到完整的详情,于是到“接引庵”求见。
老尼为程允元陈述始末,然后又把后续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如果我这把衰老年纪,若仍答应与程允元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哂笑,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程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允元诚心邀之再三,可她最终仍是不答允。
程允元无奈,长吁短叹地诉诸于邑宰。当时的邑宰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之后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晓谕并责以大义。次日,把刘女接进衙署,为两人举行婚礼。
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斜不当之游;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作失去时机之怨恨。所以两人年龄皆五十有七,而齿未动摇,发未苍白,面容毫无干瘪痕迹,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四十许岁数而已。
自古至今贞义之人不少,但是,有女的贞洁,而男的不义,常把糟糠之妻,像抛弃秋末的摇扇一样,置之不理;也有女的不贞,男的守道义,只能吟咏《有狐》(《诗经.卫风》的篇名。妻子怀念在外的丈夫,担心他无衣无裳。)以寄托心意;少有像程、刘二人,相隔数千里,闻问与音讯都不通、不知,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矢志贞洁、守义,积三十余年仍如一日。
邑宰不但成全他俩之美事,更为他们申请旌扬与褒奖;接着又考虑这对义夫贞妇无盘缠归家及养家糊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且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
老天庇佑善人,在两人历经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磨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南归后,年届六旬的刘女怀孕顺产,一连生了二个儿子,一家人朴素俭约地持家过日子。
这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有加无已的呵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
(事据清 俞蛟《春明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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