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3月30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易凡采访报导）董罗彬，原中共驻新西兰奥克兰中领馆的一名后勤员工，在抵达奥克兰两个月后神奇逃脱。在中领馆严密设防的情况下，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2018年5月，时年34岁的董罗彬在逃离后不久曾接受大纪元专访，但出于安全考虑，这段惊险、曲折、鲜为人知的经历直至日前才首次公诸于众。继3月17日大纪元报导《挣脱监控 新西兰中领馆出逃员工心路历程》之后，董罗彬进一步向大纪元记者披露其出逃的细节。
董罗彬在中国时因为信仰天主教而长期受到压制，对中共也抱着强烈的不满，因此早就有心出走海外。被外派到奥克兰中领馆之后，环境的压抑使他出逃的念头越发强烈。
中领馆人员被全方位监控
中领馆对员工的控制全面到从物质到精神的每一个层面。
首先就是没有钱。董罗彬说，他们的工资都是记账，不发给本人，要等工作期满回到中国后才一起发。一次外派的工作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许多人的服务期都长达三、五年。工作得越久等于被中共扣押的钱就越多。
“中领馆里边对中共反感的人多了，为什么他们不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
董罗彬说，中领馆员工在海外的餐饮、住宿以及交通等都不需要个人付费，所以用钱的机会并不多。如果需要购买一些个人生活用品，可以跟中领馆“借钱”，一次最多可以借600美元。所以员工一旦跑掉了，马上就面临生存的问题。
董罗彬认为，钱还不是最重要的，没有身份证明才是问题。他自从奥克兰机场一出来，护照就被没收了。“没有护照，什么都办不了。”
据他所知，“中领馆的楼上有一个机要室，所有人的护照都放在那里边。除此之外，里面还有各种机密。有人24小时把守，普通员工都不让进去。”
没有人身自由。中领馆的所谓“外事纪律”要求：所有的员工都不能单独出行，至少要3人以上才能一起出行，出去还要相互监督。也不允许与外人接触，违反者有可能面临遣返。
无法了解外界。“领馆人员的工作、生活全部在围墙之内，既不允许看当地的报纸，也不允许浏览当地的网站。使用的手机卡、互联网设备都是中领馆提供的。许尔文（时任奥克兰中领馆总领事）亲口跟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
想投奔自由，董罗彬表示，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决心！中共多年的洗脑与精神恐吓，让他觉得逃跑就是“政治叛逃”，如果失败就死定了。即使跑出去，他到了这堵围墙外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谁能帮助他？他的英语又不好，如何面对这个陌生的社会？如何解决生存问题？他在国内的家人会面临什么……？这些障碍像山一样压着他。
对自由的无限渴望以及现实的重重障碍，让董罗彬在矛盾中备受煎熬。“你明明知道，出了这个门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说。
天无绝人之路
董罗彬经由一个不便透露的关系悄悄地买了一张本地的手机卡（SIM卡），这张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卡片首先打开了他精神家园的大门。
“晚上我就用这部手机卡的流量（Data）浏览海外的网站，浏览新闻，不用他们（中领馆）的Wifi。”
“美国之音、亚洲之声、德国之声、大纪元、BBC、梵蒂冈中文广播……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正义之声，为人权、为信仰自由而举旗呐喊。这是我到新西兰之后所受到的最大鼓舞！”
董罗彬随后又发现了中领馆的一个监管漏洞。奥克兰中领馆的地址是大南路588号（588 Great South Road），当时中领馆刚买下隔壁的590号。董罗彬注意到，新的物业还没来得及装修，没有大门。他的宿舍楼正位于590号，是用链条锁从外边锁上，如果使劲推的话可以推开一条门缝，把手伸出去就能从内部打开门锁。
董罗彬还通过工作的便利获知，新物业的闭路电视还没有联网。更巧的是，中领馆后面不远处的马路对面，竟然有一座天主教堂。
董罗彬决定一个人溜出去试试：“我就在夜里悄悄地出去，去敲神父的窗户。”一试之下果然成功，然后他再连夜溜回来，没人发现他。利用这些监管漏洞，董罗彬的身体也获得了短暂的自由。”
“那个神父是印度裔，只会讲英语。而我英语又不太好，只能借助手机翻译。其实更多的还是精神的交流。”
一而再，再而三，董罗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正当他还在享受这种短暂的自由时，意外发生了。◇
祸兮福兮
董罗彬说，那天是2018年5月6日星期天，他又一次偷偷地跑去教堂。因为是休息日，所以他是白天去的。由于他把手机静音了，回来一看，上面显示有七个未接来电，致电者正是他的直接上级黄某某。董罗彬心想：坏了！
黄某某知道董罗彬一个人出去了，只是不知道他去了教堂，董也没有承认。尽管黄某某的脸色十分难看，但当天他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几名新来人员被要求去新西兰汽车协会更换本地驾照，护照也临时还给个人。回来之后，黄某某直接把董罗彬叫到办公室，出具了一张“违纪通知单”，董罗彬连看都没看就签字了。
黄某某生气地对他说，“这是中度违纪，不是重度。要是重度违纪，你就不用签字了，直接就回国了。”说完之后，对着董罗彬又是一顿痛批。
黄某某正批评着，忽然有人进来说，有海外的“高级访问团”来了，要求黄某某马上去机场迎接。高级访问团往往都是重要团体，黄某某没再说什么，起身就走了，也忘了把董罗彬的护照收回去。
愣在原地的董罗彬看着手里的护照，突然灵光一现。“护照就在我手里。我左思右想，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没有护照，什么事都办不了。我果断地决定——走！”
“当时是白天，还是中午，我很紧张，现在想起来还有点紧张。我立即回去把东西、衣服收拾收拾塞在包里，拉上拉链就观察。”
“因为中午有同事会回来休息。我用微信问他在哪？他说在去机场的路上。整个楼层没有人，也没有监控。收拾完行李，当时是中午12点半。”
“我们是11点半吃饭，许尔文12点吃饭，12点半肯定吃完了。其他工作人员这个时候该休息的就休息了。590号没有大门，穿过马路就是教堂，这个地形我最起码走了不下十遍了。”
“从楼上往下看，你如果往右走就会被看到，但如果往左走，顺着路一直走，别人看不到。我都亲自走过了。”
当董罗彬正要出发时，他突然犹豫了。“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际，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快走，快走。’我下意识地回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我立即明白了——这一定是神的指引！于是我不再迟疑。”
董罗彬离开宿舍的时候，还特意在门外摆了一双鞋。
“我戴着帽子，压得很低，拎着行李，一大一小两个箱子，有拉杆，拽着跑，快速地穿过马路。右手拿大的，左手拿小的。不少东西都没装，连工作装都扔了，尽可能地减轻重量。”
“从领馆到教堂快步走要三分钟。往常在中午时分，那个商务区（领馆外的写字楼）有很多人会下来抽烟、聊天，但那天中午一个人都没有，寂静到我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再一次意外
董罗彬直奔教堂而去。当他快步走到之前去过多次的教堂时，发现大门紧锁，印度神父竟然不在。他当时就傻眼了——又在计划之外！印度神父是他在领馆外面认识的唯一一个人。
董罗彬把行李放在教堂门口，四下张望，发现教堂旁边有一所教会学校，一位洋人女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上课。他立即冲了过去，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老师，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神父，因为他需要帮助。
“这完全就是无头苍蝇瞎撞的。我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
借助翻译软件的短暂交流，女老师帮忙去找神父，可是仍没找到。看到董罗彬的神色十分紧张，女老师就让他在办公室坐下休息一会。
董罗彬的手机由于欠费，已经打不出去了。神父又联系不上。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时间拖越久，他所面临的危险就越大。怎么办？！怎么办？！
大概过了三五分钟，董罗彬听到“滴滴”一响——警车来了。原来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女老师报警了。董罗彬心想：这下完了，要把他抓回去了！
两个警察进来，右手扶着枪的位置，身体、膝盖微曲，左手示意他不要起身，还对着董罗彬说了一堆他根本听不懂的英语。
董罗彬急中生智，忽然想起脖子上挂的圣牌项链，立即晾出来让他们看。女老师好像突然明白了，立马上前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的态度马上变温和了。
董罗彬此时已经别无办法了，他对警察承认，“我是从中领馆逃出来的，你如果把我送回中领馆，我肯定就死了。你无论把我弄到哪里都行，只要别把我送回去（中领馆）。”
警察对他说：“你放心，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感受神迹
两名警察随后把董罗彬带回了警局。可是到了警局之后，董罗彬还是不知道应如何是好，此时他想起了一个曾经在网上联系过却从未谋面的澳洲民运人士。
董罗彬于是试着联系，没想到对方立即有所反应，并帮忙联系了一个认识的新西兰人。这个新西兰人马上又联系了下一个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传。
董罗彬事后得知，最后把他从警局接出来并送他到律师事务所那里的已经是第六个人了。董罗彬在此不仅感受到正义力量的强大也感受到其中的神迹——如此紧凑的链条，但凡其中有一个环节掉链，他都不可能出逃得如此顺利。
回想这次毫无计划的突然出逃，董罗彬说：“很匆忙，也很果断，或者说武断。我主要考虑，拿到护照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次如果没有拿到，再过一两年恐怕也见不到我的护照。”
“如果有计划，肯定是晚上跑，甚至可能是后半夜。这次完全是计划之外，我自己都想不到。所以我觉得完全不是我个人可以做到的。冥冥之中有神在指引我，给予我这个力量。”他说。
后记
董罗彬在逃走半年之后获得新西兰政府的政治庇护。
他刚逃出来时，身上仅有从中领馆“借来”的600美元。不过他通过打工，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并在几年后又将这笔“欠款”寄还回去。
董罗彬在中国的家人多次受到中共各级部门的骚扰。他的妻子在得知他逃走的消息后，不离不弃，独自拉扯孩子长大。经过几年的艰辛，全家终于团聚。
董罗彬事后从中领馆的前同事那里得知，他摆在宿舍门口的那双鞋，为他争取到了24小时的时间。前同事对他说，大家都以为他受到批评之后在房间里生闷气呢，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发现人不见了。
前同事还对他说，中领馆发现他逃跑之后，整整闭馆一个月，除了厨师之外任何人不准出入，气氛紧张异常。大领导们一直想知道，这个董罗彬到底是一气之下跑的，还是蓄谋已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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