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怨怒，世界围观，中共二十大后就能结束政治防疫吗？
【大纪元2022年09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顾晓华报导）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不再采取严格的封锁式疫情防控模式，倡导与病毒共存，中共仍大搞清零防疫，已重创经济民生，引发民怨沸腾和国际负面评价。香港近日成为中国第一个“破禁”之地，二十大之后，其极端防疫政策是否完全转向，外界关注。
中共清零运动与破禁的香港
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近三年，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完全重新开放边境，以挽救经济，亚洲最后坚守的国家和地区近期也在开放。
台湾宣布入境旅客免隔离政策预计10月13日上路，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已经做好与世界其它地方重建联系的准备。日本也宣布10月11日起向旅客全面开放。韩国早在6月就已宣布，入境者无论是否已经完成疫苗接种都无须隔离。泰国10月1日起停止新冠病例报告，降级为监测传染病，与流感地位相同。
引人关注的是属于中国的香港，9月26日起取消入境隔离检疫措施、开放对外关口。这被认为是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
香港放宽入境检疫也被视为获北京中央允许。对此，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只是表示，港府多次强调接轨世界与和中国大陆通关并不矛盾，港府调整防疫措施无可厚非，不需过度解读。
香港《信报》9月26日报导，香港入境隔离检疫措施松绑，再次掀起香港“与病毒共存”的讨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明与病毒共存。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则否认是共存，但承认不可能做到动态清零，所以才采取较平衡的做法。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9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实际上现在香港已经跟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了，香港已经大规模感染过了，全世界基本上都这样。因为Omicron（新冠变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自然疫苗，症状主要是在口腔。
中国大陆仍然坚持清零政策、要求入境者7天集中隔离，作为实行严格边境管制的唯一主要国家，俨然成了世界的另类。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在国际网络上已成为负面词汇。人们针对穿越防火墙传出来的有关封城、封小区、封村，以及大规模核酸检测和人道灾难的视频和图文，纷纷表达愤怒或嘲讽。
就在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一辆运载着隔离人员的大巴翻车，造成27人死亡。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的新冠疫情结束。美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和流行病学专家们说，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美国疫情的最紧急状态已经过去。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正式发布此类声明，但基本上都显示进入尾声阶段，开始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安排。
民怨背后 解封的短浅目标
进入9月后，中国多点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仍在扩散，9月29日，官方通报前一天的本土病例分布于15个省。多地处于不同程度的封控状态。因为严酷的疫情封控政策，已激起越来越多的抗议。
本月下旬，深圳市多地因疫情封控激发民众抗议。其中福田区沙尾村只发现一个确诊病例就封村，26日晚，沙尾村上千民众聚集抗议，要求“解封”，爆发警民冲突。深圳市南岭村的荔枝花园小区27日爆发了抗议，29日，有民众向大纪元记者反映已经解封。
此前，9月25日，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已封控近50天，大批民众冲上街头抗议。在舆论压力下，当局宣布解封。
一些网民质疑：为什么香港可以开放，大陆还坚持清零？但即便在大陆发生抗议的城市，似乎也有普通民众对大陆结束清零无太多的要求。
深圳福田沙尾西村一名打工者晓明（化名）9月29日对大纪元记者说，抗议激烈就是大家觉得防疫过度了，而且之前说好的一些补贴有很多人没拿到。他说对香港放开防疫，大家没太大的感知，只关心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解封。
“香港那边距离我们虽然很近，但跟现阶段的问题比起来，还是太遥远了。”
在荔枝花园小区住的另一名打工者东东（化名）则说，“国内要不要放宽（限制）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想好好上班，别三天两头给我封，真的受不了，自不自由随便吧，还是那句话，我想上班。不上班活不下去。”
还有一位珠海市民在接受大纪元记者电话采访时，复述着政府宣传的有关为何坚持清零防疫的措辞。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9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国一部分民众不太反对“清零”，一是他们受到当局洗脑，印象中已经对疫情有了一种莫名恐惧。“你翻看当局的说法，都是说一旦大规模染疫，中国死亡人数将达几十万等等。所以，中国人很多都认为病毒是不能碰的。”
“另一个，就是那些人并没有受到像上海那样的封城之苦，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旁观的心态。”李林一说。
政治防疫压过经济
习近平今年以来，到过海南、四川、武汉和新疆，每到一处，都要说坚持“动态清零”。在5月5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与歪曲、怀疑、否定中共防疫的言行“斗争”。
官媒则密集为习近平拍板的“动态清零”辩护。新华社9月23日发文吹捧习式防疫，“号令四面，组织八方”，体现中共所谓“制度优势”，9月27日再发文，吹捧习十年，“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中共国务院6月5日出台了防疫“九不准”措施，在强调“动态清零”总方针之余，称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
外界认为，“九不准”与“清零政策”背后，是中南海以总理李克强为代表的“救经济派”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清零派”博弈，但习占主导。
学者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意思是经济和防疫都要，习近平和李克强各有侧重，习认为坚持动态清零更重要。但现在病毒毒性大幅度衰减，当局还坚持过去那一套，非常不理智。比如上海、西安封城比武汉当时还严厉，把人从城市里疏散出去，隔离起来。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为清零付出经济的代价。官方数据显示，去年8月以来，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一直在临界点50以下徘徊，今年4月达到最低点47.4。今年第二季度，根据官方数据，中国GDP增长0.4%，上半年增长2.5%，都远低于官方确定的5.5%的目标。
继亚银（Asian Development Bank）上周将中国今年的GDP增速从5%下调至3.3%后，世界银行近日也将其预测由4.3%下砍到2.8%。而高盛、野村和标普全球评级早已将中国今年的GDP预测值下修至3%、2.8%和3.3%。
中国地方财政出现庞大缺口，今年上半年31个省区全部录得财政赤字。
9月16日，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7%。意味着每5个16—24岁的年轻人，差不多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
郑旭光认为，实际上地方的官员经济上的压力非常大，搞清零只是为了保官位。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近日在微博连续三天点评中共防疫政策，期间坦言他也对中国该不该“放开”感到困惑。
胡锡进一直有自由上推特的特权，在观察海外防疫走向之后，他在微博上核心的观点，主要是呼吁中共防疫专家多发声，把防疫拉回理性的轨道，又直言中国为抗疫付出了经济代价，有越来越多的人受不了反复“静态管理”的现状，要当局给民众一个交代。
胡锡进被网民认为发帖经常都是“两边押注”，根本上是讨好党国，故他又有“叼盘侠”浑号。
不过，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胡锡进这次的说法，应该代表了中共防疫政策在酝酿求变。“主要看他的说法有没有被当局删除，就知道他说的话是否是当局爱听的。”
被胡锡进暗批没发声的中共防疫专家，一般被分为清零派和反清零派。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武汉大学医学部的杨占秋等被视为“反清零派”的学者，他们近半年在网上几乎销声匿迹；相反被视为“清零派”的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等学者，仍相当活跃。
张文宏过去两年曾多次提出人类要与病毒共存。他的团队6月18日一项临床研究报告指，Omicron变种感染的重症率极低，非高危组重症率为零。文章在中共疾控中心官方刊物发表后被删除。
逆转的异常信号
9月26日，上海市病毒研究院揭牌成立，病毒学家管轶任首任院长。而管轶去年曾在接受港媒采访时坦言，长远来看清零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且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上海主政者李强是习近平前大秘，尽管上海此前封城引发民怨，但目前他被认为仍是二十大可能入常的人选。
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上海这事不寻常，因为被重用的管轶是反对清零的。
他分析说，上海封城前，李强也在上海做了试验，当时他比较重用张文宏。但4月份中央强压下来要封城，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后，李强等于是被夺了权。这次上海市官方的病毒研究院，请管轶来当主任，出席揭牌仪式的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吴清，规格很高。“这本身就是个非常大的信号。”
另外，今年4月从中宣部空降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王晓晖，7月23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到，按习近平来川视察的重要指示，“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但到9月19日至20日，王晓晖到广安市等地讲话时，虽然还说按习近平指示，却提出“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第一位”。王晓晖到广安时，还特别拜邓小平铜像，喊话“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郑旭光表示，四川已经不管所谓的统筹平衡，全力以赴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这个表态非常突出。王晓晖去邓小平故里参拜，还说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个调子显然不是习近平喜欢的。
他认为，中共高层内斗现在比较微妙，各地如果像王晓辉这样突破，将经济放第一位，一旦形成风气，估计北京中央也没有办法。
中共二十大后会结束清零吗？
外界在猜测中共二十大后会否结束动态清零。
香港一位不便具名的牧师29日对大纪元表示，不排除北京最终计划开放，比如先以香港作为试验地，但一切重大政策都只会在二十大之后才会改变。
郑旭光则说不看好二十大后会防疫转向。“一旦习近平连任，他仍认为动态清零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的话，就不会变化。”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预计中共在二十大后防疫政策不会立即变。“要变，时间点也会在2023年两会之后，而且会是一种渐进的改变，就是稍微开放一些，看看民众反应，多洗洗脑，再开放一些，再洗脑。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文宣也会尽量为习把政策说圆了，也许在海外会看清楚习在自己打脸，但是国内民众就难说了。”
他认为中共改变政策，不是以民怨、不以外部形象为基础，纯粹是为了维稳政权。其危机感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下滑基础上。
责任编辑：高静